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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工作人员曾经用七种方法都没能完全拆开胰岛素的三个二硫键。最后，邹承鲁、杜雨苍等人根据新文献，终于将胰岛素完全拆开成了a链及b链，并且所得到的s-磺酸型a链及b链非常稳定，经得起反复纯化。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成果，但因为有保密要求，研究人员没有立即将其发表。

    二硫键拆开之后，a、b两链能否重新组合成为胰岛素？在已经过去的大约三十年中，不同国家的科学家都曾进行过重新组合实验，每次得到的都是否定的结果，“不可能”这个结论已被写在了文献上。但在***形势的激励下，人们并不死心。经过多次失败，克服了许多技术障碍以后，他们终于在1959年国庆献礼前使天然胰岛素拆开后再重合的活力稳定恢复到原活力的5%-10%。

    这又是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指导和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路线问题，还在一定意义上提前试验了胰岛素合成的最后一步工作。生化所于1959年11月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重合成成果，同样因为保密要求未被同意。一年后，加拿大科学家迪克松和沃德洛在nature杂志上抢先发表了类似的结果，只恢复了1%-2%的活力，成绩远没有邹承鲁等人的好。

    1959年底，当我们率先完成胰岛素的拆、合，发现a、b两链能够按天然结构自动折叠成胰岛素，科学院等机构的领导第三度选择“保密”，没有让文章发布，而这也是当时50人规模的中国科学家团队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一年多后，美国科学家安芬森得出了类似结论，后借此获得诺奖。

    800人大兵团“夹击胰岛素”，几乎无所获。

    于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由一些缺乏科研经验的青年教师、学生领导，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胰岛素a链合成的主要工作者之一陆德培后来接受访谈时回忆：“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在他们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

    当时，生化所、北大化学系和复旦大学生物系形成了竞争关系，他们都不对中间产物做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更大的肽段赶。1960年4月19-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上，3个单位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他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礼，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    a链以及b、a两条链！

    当时，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饥荒时期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下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最后的a链和b链的全合成工作。4天之后，生化所仍没能证明合成了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

    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开辟了第二个战场”。

    高等教育部的竞争又刺激了科学院。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高官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指挥五个研究所300多人进行“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完成时间由20天缩短到半个月、一个星期。许多人在实验室里不眠不休，以至于领导下命令：“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不同，胰岛素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的假想并不成立。70天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工作宣告失败。

    1960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上海市科委召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科学院3个单位的有关研究人员讨论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代表终于说出了他们的鉴定依据。

    邹承鲁、杜雨苍、张友尚三人通宵实验，发现复旦的测试法非常不规范，其省去了必需的、数以千项计的对中间产物的分离纯化和鉴定，且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提出的要求——复旦大学生物系，从来都没有完成过a链、b链和整个胰岛素的合成。

    在花费数月、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1960年下半年，3个单位共约800人的“大兵团作战”陆续鸣金收兵，偃旗息鼓。除了科学院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惨败后，国家也进入了调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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