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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镜话说了一半，不过在场的几位都很清楚他的意思：“无非就是那儿的专职医护。”

    “我们当初也想到过，特地在查重监室的时候，把出入的人员也都查了一遍。”时穗从文件夹里抽出了好几份检查报告递了过去，“整整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对重监室的医护前后做了一次重大的人员调整，还有四次完备的传染病学检查，并没有发现能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病菌。”

    “携带的物品呢？”

    “进重监室尤其是新生儿重监室是没法带外来物的。”急诊主任说道，“十多年前这儿也出现过院感，就是在重监室。因为范围波及太广，又难以处理，最后我们还是联系了外院的专家组才把它扑灭。做了深刻检讨和讨论过后，我们才定下了这个规矩。”

    “外院专家？明海的还是上京的？”

    “是米国，我们和米国南加州的一所儿科医院有人员上的联系，经常有学术上的交流。”时穗介绍道，“那时候对方特地派了一队专家组过来，大概有五六个人吧，都是专研儿科感染的专家。”

    祁镜轻轻点了点头，这在追赶米国技术的国内并不少见。有些是医学院牵头，有些则是医院自己来找关系。有了人员交流，临床上的技术交流也就简单了。

    当然交流有对等也有不对等的，以市西儿科医院的规模，不对等的可能性更大些。

    至于是送钱还是送人，亦或是输送了其他利益，祁镜就管不着了，他现在脑子里想的只有那五个孩子：“既然做的检查全都是阴性的，两间重监室之间又隔了堵墙，我觉得有必要在院感上打个问号。”

    简单把五个具有肺部感染的孩子摞在一起，直接按一个院感的名号，实在有些牵强。更何况，几人发病相隔时间都很长，但感染的人数实在少得可怜。

    “我们也不想的......”时穗诉苦道，“可就在前几天，几个病人的家属抱团了，昨天又出来了个艾滋病儿，5个孩子的家属团队，总共8名原告，找上了丹阳最好的医学律师。”

    说到了律师，祁镜看了看一旁的陆子珊。

    陆子珊说道：“对方也是乔老师的老对手了，手段确实厉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找出了好几处医院方的软肋，逼着我们和解。”

    从文件上来看，对方律师把市西儿科医院吃得死死的。

    不仅为数两人的皮肤红斑现在增加到了第三人，这一特殊症状成为了院感的特殊标致。他还死死咬住两间重监室之间的联通大门，强调很这就是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到位才造成的感染。

    黄兴桦看着材料，还是希望从艾滋病患儿这里打开突破口：“其实艾滋病的皮肤红斑很常见，除了一般的真菌感染外，还有常见的kaposi肉瘤。”

    陆子珊摇摇头，马上罗列出了对方针对这个鉴别诊断的反驳观点：“对方儿科官司没少打，对艾滋病也很了解。这份文件最后就有一份详细的数据，证明艾滋病患儿得kaposi肉瘤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那也不至于吧。”

    “可一旦结合五个孩子的血象，完全不符合kaposi肉瘤经疱疹病毒感染的情况。”

    黄兴桦挠了挠头，脑子有些乱：“对，kaposi肉瘤是病毒感染，和这份血象不符。对方倒是挺细致的，一环扣着一环，生生把这五个病例打成了院感。”

    “所以这次让黄所长来，就是想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院感。”

    “今天这场也可以算是和解与否的关键会议了？”

    “确实。”

    这也是乔莉希望黄兴桦参与的原因，祁镜说到底还是太小了，就算身上有那么多病例压身，可终究敌不过疾控中心所长的名头。

    放在法庭上，名号可是实打实的重要资本，比所做过的事儿重要得多。

    “从症状上来看，这些孩子确实是院感。”黄兴桦总觉得手里这些病例有点奇怪，却怎么都说不上来具体怪在哪儿，“但要从时间分布上来说，我觉得又不像。”

    陆子珊在乔莉身边工作了近两年，悟性和工作能力都不错，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法庭上医疗官司的发展走向。在必须判断对错的情况下，遇到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那极大概率就是错的。

    “那就是院感了。”她叹了口气，看向一旁的时穗和急诊主任，“看来要和解了。”

    “和解......”

    如果病人数量不多的话，和解其实也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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