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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管计划在1981年给美林香港带来的收入为4160万美元，这是美林亚太公司成立一年来，单笔最大的收入。

    投资者之前加入资管计划时，与美林银行签订的是阶梯式业绩分成协议。而周阳当初向科曼斯基争取自己的团队业绩提成比例时，同样采用了阶梯制。

    周阳当时在制定资管计划时，之所以要采取阶梯式的业绩分成，为的是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毕竟刚开始时，周阳这个项目操盘者在香港的名声不显，只有用最优惠的协议才能让投资者产生兴趣。

    周阳的资管计划主要对标美国的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的费用结构，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个“2”。

    第一个“2”是指对冲基金每年会收取，其所管理的基金资产净值的2%作为管理费。

    第二个“2”则是指除了管理费之外，对冲基金通常还会收取基金该年盈利部分的20%作为绩效费。

    而美林香港的资管计划，虽然把管理费定在了2.5%，比美国对冲基金的普通水平稍高一些，但其在绩效费的提取上，自我设置的底线远比对冲基金要苛刻。

    在年收益率低于20%时分文不取，这是周阳用来吸引投资者的关键条款。要知道对冲基金收取的管理费，主要用来支付基金公司的日常运营成本，包括办公场所的租金、办公设备、员工薪酬、调研费用等等。

    基金团队真正想要赚大钱，靠的是和投资者进行收益分成。按照美国对冲基金划定的20%这条线来计算，只要对冲基金的年收益率超过10%，绩效费就能超过管理费。

    而只要不发生亏损，就算年收益率只有5%甚至1%，基金团队依旧多多少少能发一点年终奖。

    但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对冲基金收益率只有1%，那他们实际上是亏损的。因为即使把钱存到银行里，年利息也不止1%，更何况投资者还要额外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

    而周阳承诺年收益率低于20%，就不向投资者收取绩效费，这其实是在与投资者对赌。要知道年收益率如果能达到20%，在对冲基金中已经算是比较不错的成绩了。

    除了与投资者进行对赌之外，周阳同样也与上司科曼斯基进行了对赌。他当时表示资管计划如果年收益不到1000万美元，团队提成只要10%，2000万以内只要20%，但超过2000万要30%，超过3000万要40%，超过4000万要50%。

    团队提成占总收益的20%，这在科曼斯基看来是对周阳这种新团队来说，比较合理的分配比例。

    但周阳的野心很大，自己主动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收益分配方案。根据周阳的方案，他的团队至少要用2000万美元本金创造4320万美元的收益，才有机会从科曼斯基手里占的便宜，把收益分配比例推高到30%。

    科曼斯基虽然认为周阳是个天才，但他当时也不相信对方能创造如此恐怖的投资回报比。

    毕竟科曼斯基自己之前借助两伊战争这种绝佳机遇，在调动了整个美林自营部的资源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投机原油所创造的总收益，也还不到2000万美元。

    好在科曼斯基精明惯了，在爽快的同意了周阳自信的想法的同时，也没忘记设置一个封顶比例。不管周阳最后给美林银行带来的收益是多少，他团队的业绩提成最高不超过40%。

    六个月后，科曼斯基开始庆幸自己当初的严谨，为公司多截留了超过400万美元的利润。

    按照科曼斯基与周阳当初的约定，美林银行从投资者那里收取的4160万美元的绩效费中，周阳团队可以拿走1660万美元，其余2500万美元则上缴给美林银行。

    除了团队业绩提成之外，美林香港资管部还可以从资管计划的资金池中，提出130万美元的管理费。

    此外资管部在过去这一年中，还帮深海城投公司托管了美元债和港元债筹集的资金中，还未来得急使用的余额，以及深海城投公司转让和出租土地的地价款，和香港地产公司在特区开发的所有住宅和商业地产项目的售楼花资金。

    这些业务的收益虽然没有像资管计划那么逆天，但也为资管部带来了近100万美元的收入。而根据周阳之前与科曼斯基的约定，这部分收益今年无需向公司上缴利润，可以全部截留作为资管部的日常开支。

    所以在1980年的年底，周阳归总了一下自己团队的营收，总收入达到了1900万美元，刨去过去这一年近100万美元的开支，以及预留200万美元作为明年的运营经费，实际可以拿来分配的收益为1600万美元。

    周阳自己拿走其中的1200万美元，剩余400万美元则以年终奖的形式，分配给资管部内所有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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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仔，我在这边，你每天上班都穿得这么正式吗？夏天难道不热吗？”

    尖沙咀海洋中心的入口处，一个打扮靓丽的姑娘，看到一个装着黑色西装、戴着眼镜的男生快步朝自己走来，立刻热情的迎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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