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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逸青长的宣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酷吏去来秋气清，鸡林城畔遂凉行。须比苏武岁寒操，应拟真卿身后名。欲告不言遗子训，虽离难忘旧朋盟。故天红叶凋零日，遥拜云房霜剑横。”

    在这首诗中，西乡隆盛以苏武颜真卿自况，并且虚构了在红叶凋零之时，朝着东京的天皇遥拜，然后“杀身成仁”。从这首诗对如此葬身似乎是非常陶醉的，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林逸青正自奇怪，西乡隆盛却突然问道：“瀚鹏，你可知这首诗的来历？”

    “南洲先生此诗名为《蒙使于朝鲜国之命》，当是朝廷大议征韩之时，先生所做的吧？”林逸青一，便猜出了个大概，立刻答道。

    “正是。”西乡隆盛长叹一声，点了点头，“今日在街上，偶蒙孩童赠以红叶，心有所感，往事历历在目，遂将这首旧诗又写了一遍。”

    “当年朝廷若纳先生征韩之议，便不会有今日之事。”林逸青明白西乡隆盛在想什么，说道，“朝鲜说不定已然并入日本版图，士族得有生计，也不致流血千里，外兵纷扰了。”

    林逸青熟悉历史，知道当年西乡隆盛为给天下士族谋出路，积极倡议征伐朝鲜，并不惜自己杀身成仁的往事，是以说了这样的话。

    如果当年西乡隆盛的征韩之议得以通过，日本在当时出兵朝鲜，朝鲜未必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而朝鲜背后的天朝上国，也未必能够再来一次抗倭之役。而西南战争，也不一定会打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本近代所谓“征韩”的论调，并非在明治维新后才有。在江户时代，朝鲜和日本存在着“互通信义”的对等交往，然而随着日本主义的抬头，当时的部分学者却虚构出一种朝鲜服从于日本的想象。到了幕末时期，幕府日益没落，列强开始冲击日本的国门，日本的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作为解决本国危机的手段，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朝鲜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另一方面，部分人又以日本主义为思想武器，强调日本的神圣性优越性，歪曲和神话历史，证明日本对朝鲜进行“征伐”的传统性和合法性。

    日本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对朝外交团于明治元年11月6日到达釜山的草梁倭馆，其目的是向朝鲜通告日本国内政权更替以及“御一新”的情况。使团仍由在旧幕府时代一直负责对朝事务的对马藩具体负责。使团8日与朝鲜方面的负责官员会面。然而朝鲜提出，无法接受日方文书中诸如“天皇”“敕”等用语，他们坚持认为：“皇是一统天下，率土共尊之称，虽行之贵国，而贵我间往来书中，则交邻以来。未有之事。如此句，决不可受。”朝鲜坚持要求日本修改文书。而日方也坚持不肯修改，交涉陷入僵局，使团在朝鲜逗留了将近一年，也未能使朝方改变立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交涉的失败，关键在于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完全不同，日方已经接受了近代的国际秩序观念，而朝鲜仍然固守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夷夏秩序。因此，日方文书上的“皇”“敕”等语。自然会被朝方认为是对其所尊奉的天朝皇帝的不敬，是其不能也不敢接受的。

    之后，日方又派遣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少录森山茂等前往朝鲜，催促朝方回复日方的国书，然而仍然不得要领。明治五年9月，借着废藩置县，外务省收回了长久以来由对马藩代理的对朝交涉权。并接收了原由对马藩管理的釜山草梁倭馆，改名为“大日本公馆”。草梁倭馆其实并非对马藩的产业，而是归朝鲜所有，不过是由于与对马有传统往来，所以一直允许其使用，供对马藩的职员和商人居住而已。而外务省却将旧对马藩的职员清退。改由外务省的官员接管。这刺激了朝鲜方面，产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开始高涨，出现了排日行为。

    明治四年岩仓使节团出国后，同行有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口尚芳等政府高级官员。在国内留守的则是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大隈重信江藤新平后藤象二郎大木乔等人。在开始讨论所谓“征韩”之时，岩仓使节团还没有全部回到日本，因而最初的讨论主要在留守政府中展开。

    在朝野一片喊打之声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决定了阁议的主题：将对朝交涉视为“关朝威，系国辱”的重大问题，认为朝方“将我目为无法之国”，自然导致“不虑之暴举”，而“我人民将遭受何样的凌辱，其势难测”，因而准备对朝鲜加以“断然出师之御处分”，派遣“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保护在韩日本人，并命令九州镇台随时保持戒备。在此军事压力下，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必然达成谈判”。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展炮舰外交。

    板垣退助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主张迅速派出陆军一个大队，保护在韩日本人。阁议的整个倾向也倒向此。然而西乡隆盛却表示反对，他认为：“今若忽然向朝鲜国派遣陆海军，保护吾臣民在彼地居留者，朝鲜之吏民见之，怀疑惧之心，必曰：‘日本国谋划吞噬朝鲜国。’由已启其端，是违吾朝廷当初对朝鲜国之德意，宜停止派遣陆海军，先派遣全权使节，以公理公道晓谕朝鲜国政府，使彼政府自悔悟其过。”西乡隆盛自己要求作为全权大使赴韩，去“晓谕”李朝政府。

    8月16日，西乡隆盛去三条实美的家中与其商谈，次日他给板垣退助的信中详细叙说了自己是如何与三条实美辩论的：“此时决非立即开战之时，战争应分两步走。今日之势，从国际公法追究，虽亦有可讨伐之理由，然彼尚有辩解余地，且天下人更不知底里。今我丝毫不抱战争之意，仅责其轻薄邻交，且纠正其前此之无礼，并示以今后拟厚结邻邦之深意。本此宗旨派遣使节，彼必不仅气势凌人，甚至将杀害使节。其时，天下人皆将奋起而知其应予讨伐之罪，非至此地步不能了结。此事则思乱之心转向国外，移作兴国之远略，此固无庸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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