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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口的增多，政治组织逐渐严密，单纯的礼不足以厉行约束，春秋晚期各国纷纷制定刑书、刑鼎，用刑律来弥补礼俗的不足也是势所必然的事。

    这也是孟子说文王以七十里行仁政最终成为天下共主，在战国行不通的原因。文王的时候政治组织比较松散，人民有迁徙的自由，文王行仁政自然可以招致许多百姓。像姜太公、伯夷、叔齐都是听说文王善养老而去投奔的。

    到了战国时代各国争城夺地十分激烈，哪里还会任由百姓自由迁徙，像滕国那样的小国，虽然想有所作为，也有心无力。

    仙界的法律有民事、刑事之分，民事可说是礼的范畴，刑事则是刑法的范围。可见礼和刑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孔子虽然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太史公也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但礼主要是一种教化作用，当社会情形日益败坏，礼的作用也会越来越薄弱。有道是‘乱世用重典’，真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但是社会的祸患并非一朝一夕而成，除了少数感觉敏锐的思想家、政治家，绝大多数人是不了解整个社会的真实情形的。真到了天下大乱，再如梦初醒去用重典，可就太迟了。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四时的节序。春气发育，秋气肃杀，本是自然的现象，岂能强分善恶？前儒将礼教归于王道，刑法归于霸道，加以轩轾，实在不算高明。宋朝积贫积弱，穷促东南，而不敢道一‘利’字，国破地削，终至于神州陆沉，成亘古未有之惨祸，这岂是王道仁政该有的效用吗？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保民是儒家的根本观念，这和管仲的富国、商鞅的尊君绝不相同。是以诸葛亮任法无损其为仁政，因为他是‘用心平而劝戒明’，刑政虽峻而百姓无怨。

    至于礼、刑的运用则取决于时势，遭逢乱世而坚持王道仁政恐怕就不免像孟子那样到处碰壁了。

    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家还需要仁的品质，可见‘仁’不是绑住自己的手脚，一味平和了事的。刑法是用来裁制罪恶的，王道倘若刑措不用，那是对罪恶宽仁，何以保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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