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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理解为什么一项理论上十分完美的政策在施行中会完全变了味，简单对比一下后世的垄断巨头中某油和中某化就大致了解了，卖着高价油喝着全国人民的血还享受着国家补贴，对国际油价跟涨不跟跌，涨价如拉稀般顺畅，降价如便秘般费劲，倚仗的不就是国家赋予的垄断经营权力么？

    但是汉朝的盐铁专卖到底还是真的为朝廷赚了大钱，汉武帝时，全国盐铁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半，有力地支持了武帝击匈奴和开西域的政策推行。这一点比起后世总是哭穷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某些垄断企业强得多了。但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古今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待遇都很高。

    与后世不断提及国企改革一样，在汉昭帝时，社会上也有强烈的改革呼声，朝廷组织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各地的贤良文学、社会贤达数十名齐聚长安，到朝廷来为民间大声疾呼。这些人不负重望，把民间问题和盘托出，提出要废除盐铁专卖，还利于民。

    当时汉武帝手下最得力的财政专家桑弘羊仍然在朝，官居御史大夫，那些被抨击的财政政策很多都是他制定并推进实行的，社会贤达们的呼声尤如刀剑一般刺向了他，桑弘羊奋起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桓宽把这场桑弘羊舌战群儒的大辩论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书，这本《盐铁论》幸运地流传后世，让后世的人有幸观瞻前人经济思想的碰撞。细看《盐铁论》可以观察到，各朝各代的经济困局个个相似，后世的几乎所有问题在前朝都有相应的折射。

    桑弘羊是财政专家，比民间人士专业一百倍，理论上可以一打多，打爆各位贤良文学。但是按桓宽在《盐铁论》中的记载，贤良文学占了上风。这个记载相当可疑，因为桓宽自己就是贤良文学队伍里的人。

    在争论中，贤良文学们不断重复着“不能与民争利，要以德服人”之类的废话，桑弘羊的核心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废除盐铁专卖，哪儿有钱“外攘夷狄”、“虽远必诛”？不这么搞，朝廷根本就玩不转。

    每个朝代进展到一定的程度，随着政府官员队伍的不断膨胀、官僚日益腐败和战争等大消耗意外情况的发生，种种因素堆积在一起，都会产生类似的财政问题，朝廷需要钱弥补开支缺口，不管是盐铁专卖还是铸造大钱，总而言之是为了圈钱，因为不圈钱就要破产，这就像是吸毒，沾上了就戒不掉。

    这场大争论之后，朝廷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算是对民间情绪的一个安抚，占比重最大的盐铁专卖还是雷打不动。后来“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曾经试图“以德服人”，宣布废除盐铁官营，可是三年过后，陷入财政危机的汉元帝顾不得德不德的了，又灰头土脸地将其恢复。

    如今刘钰想要将人参官营，其实也是一项特定的“官山海”内容，当然也是“与民争利”。但是按照郑青的法子，相当于从百姓手中明抢，吃相太难看，显得没风度。

    刘钰却想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增加收入。他的理想模式就是，把薅羊毛包装成理发，让羊被薅了还得凑到主人身边蹭一蹭撒个娇，表达一下感谢。

    这就要研究百姓的需要了，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才不会遭到反对，那么百姓目前需要什么？

    按照田邑的说法，百姓采了人参，不会加工处理，人参容易变质腐烂，没了药效，所以他们担心人参砸在手里卖不出去，只好急着出手，因此而卖不上价，难以致富。

    针对这些问题，皇帝和郑青商议，决定不参予采摘环节，原本以采参为业的百姓可以继续，政府包揽收购，价格要比之前有一定的提高，让百姓觉得占了便宜，条件是他们只能将采来的人参卖给政府。这样虽然销售渠道单一，但是好在稳定，好在价格高过从前，百姓们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再不用担心人参砸在手里。

    这一波操作，可以包装成皇帝怜上党百姓贫苦，为他们解决人参销售问题，大概可以怒刷一波好感。

    上党人参虽然是稀缺药材，但是销售局限于本地，价格长期处于低位。皇帝提价收购，看似支出更多，其实这点提价对于想从中赚大钱的皇帝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这只是塑造他仁君形象的形象工程而已，是为了顺利推进“人参专卖”而做出的一点小小的让利而已。

    皇帝以郑青为“参粮官”，组织人员开展技术攻关，解决人参的加工和储藏问题。这个工艺皇帝只知道大概，但是这经已足够了，有了这个大概，攻克技术关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的销售环节也是由官府负责，想要人参的商人，必须要以粮食来换，这样可以逼着外地的药商运粮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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