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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布废奴令、授田令和均税令，都是为了逐步消除大同政权的南北差异，促进国家真正统一。

    但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行政机构设置都混乱不堪，还谈什么统一？

    任何行政制度的产生和演进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都是为了解决彼时统治阶级认为的主要矛盾，宋、辽两国混乱的行政机构设置也是一样。

    太过遥远且实际处于分裂状态的春秋战国勿论，只从秦朝一统天下说起。

    秦始皇横扫六国，强力推行郡县二级行政区制度，结果二世而亡。

    汉初吸取教训，郡县封国杂处，至汉武帝施行推恩令瓦解封国，把全国划分十三州作为监察区域，二级行政区制度变成了三级行政区。

    彼时的州虽是地方最大的行政区，但各州以刺史为监察长官，州刺史仅秩六百石，却能监察州级之下秩两千石的郡太守，是以小驭大，大小相制的手段。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大汉的中央却忙于权力斗争，在平定叛乱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宗室刘焉目睹朝纲混乱、王室衰微，起了不臣之心，欲求一地割据。

    其人乃向汉灵帝建言:“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

    汉灵帝也需借助地方力量制衡朝堂上的世家，乃同意刘焉之请，下诏恢复了汉成帝时废置的州牧之设，并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军政大权。

    朝廷本就对地方失去掌控力，州牧又位高权重，军政一手抓，还能辟除幕僚官员，拥有临机决断的用兵权，成了实质上的土皇帝。

    此令一出，汉末军阀割据的大幕便就此拉开。

    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长期分裂。

    各国本就是割据政权，又吸取了汉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地方的再割据防范更严。

    由是，各国不断拆分州级单位，使得天下之“州”越来越多，州的辖区也就相应越来越小。

    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陈加起来，已经有二百五十三个州，而下一级的郡不过六百九十八个，最基层的县只有一千五百六十二个。

    隋灭陈后，隋文帝看到了三级行政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乃罢天下诸郡，让州直接管县，等于是把州降级到原来郡同样的地位。

    至隋炀帝时，干脆就把州全部改名为郡，使之名位相符。

    唐沿隋制，并增加了“府”这级特殊行政区划，但帝国疆域万里，中央直接管理几百个府州，事务十分繁杂，非常不方便，也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中唐之后，朝廷便在各州之上再设置“道”级行政机构，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变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管理体制。

    各道的长官是观察使，观察使如同汉朝的刺史，实际是御史台派出考察地方行政的中央官员，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长官。

    但到了后来，又因种种原因，观察使逐渐变成地方实权长官。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便和汉末刺史改州牧后如出一辙——地方大员权力过于集中，尾大不掉，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急剧减弱，国家由此陷入军阀割据的长期混乱状态。

    宋初，基本因袭唐朝旧制，以“道”为行政区划，分全国为十三道。

    后来，朝廷又略做改革，设置“路”级行政机构，“道”“路”并存数十年。

    直至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廷才开始废“道”改路，定天下为十五路。

    再之后，又数次调整，至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赵宋治下的“路”级行政机构终于增加到了二十四路。

    算上徐泽没搭理的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两路，赵宋百年来，国土面积只增加了很小一部分，最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路”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整整一倍。

    赵宋朝廷此举，其实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拆分“州”级机构的原因基本相同。

    盛唐犯了强汉差不多的问题，赵宋也同样走上了魏晋南北朝类似的道路。

    历史就是在这样不断地重新构建中走向前进。

    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大唐的“道”并不完全等同于大汉的“州”，赵宋的“路”一分再分，却也不是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

    北宋“路”一级机构的职官有监司和帅司。

    监司又包括“漕司”（转运司）“宪司”（提点刑狱司）“仓司”（提举常平司）。

    此外，包含重要矿区和港口的路，还会设置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

    漕、宪、仓等司都有监察职能，路一级实际也可视为汉时州、唐时道一样的监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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