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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文明国家”扶桑按照“国际惯例”形成《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没有另一当事方大清国参与的单方报告，居然在后来英国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于此同时，扶桑政府全面展开“危机公关”。

    精明的扶桑人就已经弄清楚英国主要媒体的“办事价码”，大洋王国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他们照葫芦画瓢，事件发生后，扶桑立马向路透社行贿600英镑以换取“关照”，几天后又提供了1000英镑的“工作经费”。

    仅一周的时间，扶桑人通过驻外使领馆向欧美舆论界投入上万英镑，就连大洋王国的《世界日报》《布里斯班信使报》《墨尔本记事报》都收到了多少不一的感谢费，以求嘴下留情。

    在如此强有力的“危机公关”下，扶桑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其辩护。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

    8月6日，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在《泰晤士报》刊登了同样论调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高升号是为大清军方提供服务，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理应充分了解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

    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扶桑将高升号视为敌船。扶桑令高升号服从其命令配合检查，宣战的义务即告完成。而高升号不服从命令并擅自开火，完全是敌对行为，战争状态已经存在。

    扶桑确认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扶桑军队的，对此敌对行为，将其击沉的确是军事上的需要。

    因此，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认为扶桑不需向英国道歉，也不需向高升号的船东和罹难的欧洲船员亲属道歉。

    1894年8月12日和20日，就高升号事件，在扶桑长崎和华夏沪海分别举行了两次听证会。英国几乎全盘接受了“扶桑无过错”的观点。

    英国官方最终裁定：

    当时已属战争状态，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作战任务，扶桑有权扣留或击沉。因此，在此事件中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据此，英国外交部正式通知高升号的船东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赔偿责任应由清国承担，赔偿金额为33411英镑。

    李福寿回顾了高升号事件，心中唏嘘不已。

    公然击沉他国船只致死七百余人并挑起了一场战争，扶桑小鬼孑这一野蛮行径反倒成了正义之举，成了英国人眼中扶桑国步入“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

    其实不止英国，欧美列强都不约而同偏袒日本，除了扶桑人强大的“公关”能力外，现在国际特别是东亚局势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

    李福寿知道；

    高升号事件绝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它是东亚格局进行大洗牌的一个重要标志性动作。

    以此次事件为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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