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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就穷，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战争，人们不希望东方的奢侈品和棉布，换走瑞典少得可怜的银币。”

    “国会认为，成立东印度公司是愚蠢的。用银币去换取毫无意义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说我们这些人，努力游说说服了国会。”

    “即便最后允许了东印度公司成立，可是也不允许中国的货物在瑞典销售，只能卖给第三方。”

    馒头心道没错，先生也没指望卖给你们瑞典国。瑞典国才几个人？能买多少茶？

    “卡姆比尔先生，你放心。这一点我们一样可以保证，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定，绝对不会私自售卖。我们要的是合作，是入股，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贸易。”

    说着，心里又想，就算你们现在统一开放哥德堡作为口岸，我们也不会同意的。不挂你们的旗，将来打起来，荷兰人非要劫我们不可。

    不是不可以多花点钱，买你们这个中立国的船籍。这都是可以谈的，但现在我是不会和你谈的。

    卡姆比尔又道：“我们的资本，比起荷兰和英国，差得太远。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

    “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有很多的特殊之处。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

    “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但是，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都心怀不满。都希望也分一杯羹——虽然在一开始，他们是反对的，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

    “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一定会反对的。这真的很难办。”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瑞典在四海之内，自然这句话在斯德哥尔摩也是有效的。

    一旦允许中国股东参股，瑞典国会里很多没有入股的人，就会质问：为什么宁可允许外国人入股，也不允许我们入股？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不公开？为什么不给我们入股的机会？

    大好的赚钱机会，宁与友邦，不给国人？这算什么？

    本来这种呼声就有不少，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贵族，便是英国和荷兰商人，账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的。

    冒着本国国民禁止参加亚洲贸易禁令的荷兰人和英国人，没办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动东印度公司的存在，都将希望放在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上。他们给了王室很大的支持，也贿赂了不少国会成员，虽然用掩耳盗铃的方式销毁每一次的账本，可哪怕掩耳盗铃也是有效的。

    现在如果允许中国商人参股，连掩耳盗铃这一步都不做了，必然会有大量的国会内的“便帽党”，要求公开公司的股份名单，驱赶那些英国和荷兰的股东，方便让自己参股。

    考林·卡姆比尔很清楚，国会里的那些反对派，会找许多的理由。

    除了股权风波，还有就是当初便有很多人反对成立东印度公司，他们很清楚瑞典那可怜的纺织业，不论中国，单单面对印度的手工业冲击会是什么模样。

    英国都颁布的禁令，严禁英国人穿棉布，瑞典何德何能，敢与英国比纺织业？英国纺织业打不过印度，印度的棉布又一丁点卖不进中国，这其中的巨大差距，哪怕相隔数万里的大海和损耗，一样会让瑞典的纺织业崩溃。

    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从事纺织业的，在国会中是有席位的，他们认为应该保护民族工业，扩大出口而不是进口，应该提高进口关税，宁可让瑞典人穿昂贵而有质量低劣的国货，也要杜绝廉价的好货。

    虽然……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承诺不会在瑞典售卖，而是转卖给第三方。可是……怎么可能执行的那么彻底？如果闹大了，那些从事本土纺织业的国会议员借题发挥，公司也会很难办：至少，又得花一大笔钱，在国会贿赂、游说。

    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不管是掩耳盗铃而是借题发挥，打破这种平衡，都可能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然，这种不确定因素，靠钱和贿赂，还是能解决的。

    卡姆比尔也知道，光靠讲讲道理、卖卖惨，是没有用的。中国那边一旦在关税上动动手脚，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就要崩溃。瑞典不是荷兰不是英国，在印度、波斯、南洋乃至非洲，都没有太强的势力，公司的半数高利润业务都是在和中国往来。

    他只是希望讲清楚这个道理，和大顺这边讨价还价：走私贩子的人脉，算不算股本？国会这边的游说和贿赂，算不算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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