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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21年，张学良就随父帅张作霖来到北平，并一直住在前身为顺承郡王府的大帅府。一年后，顾维钧回国任职，二人由此结缘。在北洋当局最后的几年时间里，由于是奉系控制北平政坛，而长时间出任外交总长乃至内阁总理的顾维钧自然与张氏父子关系紧密。

    1928年，张作霖于皇姑屯被炸身亡，张学良返回奉天。1931年，已归顺南京国民当局的张学良重回北平，直至1933年出访考察。这两年间，顾、张二人的交往更加密切。虽然此时的顾维钧一度淡出时局舞台，但他与张学良的私交却更加笃厚。

    而顾维钧则回忆说：“我应张学良之邀，他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问，我婉言谢绝了。第二天，他派秘书主任王树翰送来一封高级顾问的聘书，我没有接受。几乎是每天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4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从两位高层“美男子”的交往细节来看，要说当年张少帅对顾维钧可真够仗义的，简直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关照。特别是在北洋当局垮台后的最初几年间，当时顾维钧在政坛上一度“靠边站”，甚至还遭到了南京国民当局的通缉。

    1930年，闲来无事的顾维钧忽然萌生了在东北进行土地开垦的念头。闻听此事，张学良当即慷慨地赠予好友两平面英里的上好之地，外加一栋房子，无非就是希望顾维钧能常住东北，随时与自己联络。不过对于少帅的好意，顾维钧却婉言谢绝了。

    不久，少帅又派人告诉顾维钧，他可以在黑龙江西北部地区随意领取最肥沃的土地，价格则低得吓人——每垧4元。

    但顾维钧却认为此事纯属私人性质，他实在不愿掺杂官方或势力的意图，因此没有利用少帅赋予的特权，而是用每垧8元的价额购置了7000垧的一大块土地。当然了，所需的款项据说也是他那有钱的太太拿岀的。

    为了进行开发，他还特地聘用了一位从康奈尔大学农学系毕业的归来学生负责此事。遗憾的是，约半年后，随着9.18事变爆发，顾维钧又在南京国民当局的召唤下再度复出，在外交舞台上同日方人展开新的较量。

    这样一来，在日益动荡的局势中，他的垦殖事业被中断。几年后，那一大面积土地干脆让日伪当局没收，他的巨额金银自然也打了水漂。

    当然，张学良之所以对顾维钧如此仗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要仰仗其在外交方面的智囊作用。要说这张少帅，别看年少成名，春风得意，才大志蔬，烟膏及女人声名狼迹。但却每每在关键的外交问题上栽跟斗，即便是有顾维钧这样的“高参”也无法为他力挽巨澜。

    特别是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和1931年的9.18事变中，尽管顾维钧提岀了不少宝贵的建议，但由于张学良本人的失误，结果导致中国外交接连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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