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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杰和董事会遂以轮局的一部分栈房和市房作抵押，向汇丰银行抵押借款。先借一百五十万两，后来又借了五百万元，以度难关。谁知此事后来竟招来了**烦。

    其实轮船招商局这个晚清遗留下来的庞大企业，一直是民国党人的心事，因为油水太大了。该局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当时中国企业的最高月薪，每月500大洋，与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月薪相等（一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月薪是300元）。

    民国初坐天下，财经紧张，银根紧缺，从长远计议，总想把招商局弄到手。那时的招商局已经是商股了，是商人们的企业，而且已在商部注册了，国民党公开抢夺总不是回事，只好打出“整顿”的旗号。

    1927年国民党到上海后，逐步对晚清遗老的财产实行没收和监管政策。1927年5月，就派张静江清查整顿招商局，后来因为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管，所以又由交通部长王伯群担任监督。

    李国杰这个董事长就成了王伯群的下属，成了由王伯群任命的监督办公处总办，1928年又成立了总管理处。1929年又宣布招商局从此直属国府，由国府派专员负责整顿。

    对待李家，国民政府的主要目标对准了李国杰。因为李家的作风不如盛家洋派，主要财产还是安徽老家的土地，房产主要集中在合肥和芜湖。安徽方面已经向李家索要了六十万元军饷。南京和上海的政府大员，自然看不上那些安徽的地皮，对李家在上海的其他人员他们不熟，李国杰目标大，那就抓李国杰好了。经王伯群从中周旋，李国杰表示同意由政府监督。

    谁知他一松口，南京政府就派了个赵铁桥出任总办，到招商局内部真的来“监督”他了，把他晾在一边了。赵任总办之后，有政府作后台，大权独揽，李国杰不得不处处防范、退让，日久便生怨尤，摩擦不断。

    李国杰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有“声明并无中佣，但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的问题。还有在1927年年终，为自支酬劳银五千两私用的事情，把他告上法院（《招商局总管理处控告招商局董事长兼任积余公司经理李国杰刑事诉状》），这下把李国杰惹恼了，下决心报复。这个报复不是一般的报复了，竟想动手除掉赵铁桥。

    赵铁桥被暗杀后，蒋介石非常震怒，责令宋子文火速查办。甚至于明确怀疑是李国杰串通上所谓女神报复赵铁桥而为，但抓不住把柄，但经济上已抓住了把柄，就以经济案件把他暂行拘留。

    然而李国杰倒也不慌不忙，他运动了父亲一代甚至祖父一代的故友旧僚，又拿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办法，用银子去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使案子一拖再拖。最后，连陈孚木自己也保不住了，事情才如水银泻地，无可收拾了。

    两年多后的1932年12月27日，上海地方法院的判决书终于判下来了，判处李国杰有期徒刑三年，剥夺公民权利四年。罪名是：以国家财产作抵押向美商公司借款，出卖国家利益；向大来公司租界商轮，妨碍航权；贿赂交通部次长与监督陈孚木七十万两银……

    可是那个时候法律还是比不上权力大，只要有权人一讲话，格局就又变了。这个有权人首先就是段祺瑞，那时他虽然早已不是国务总理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威势和影响还在的，尤其老蒋还买他的帐，因为他曾是蒋介石的校长嘛。

    1933年，段家已退去了昔日的光环。老段从北京政坛上下来，成了城市森林中的寓公，在天津的租界里安渡晚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日本人想拉他出山主持华北局面，但他不愿跟日本人纠缠。正苦于无计脱身时，南京的老蒋那边有信了。蒋介石恐怕老段万一上了日本人的当，糊里糊涂地下水，对整个局势不利，就精心安排了段祺瑞南下，到上海租界里去当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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