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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便是进谏蜀主李当不成，反被下狱的蜀士杨贺之。

    成都城破以后，桓蒙为消弭蜀人的抵触，延揽民心，於是举贤任能，大举辟除蜀地的高门子弟、才华之士。

    并於数日后，集帐下参僚，置酒於李当的殿上，邀请成都及周边的缙绅参宴。

    在那天的宴上，桓蒙雄情爽气，音调英发，谈说自古的兴亡由人，存败系才，状貌磊落，引得一座叹赏。

    因有与宴的蜀地士人上言，说李当刚愎残暴，拒忠良之谏，把不少的蜀中英秀囚禁狱中。

    桓蒙闻之，遂即令吏，检点成都牢狱里的囚徒，其中凡是因言获罪的，一概释放，并从中择其尤为出色者，亦辟为属僚。杨贺之和他的族父杨周之，就是在那时一同出的缧绁。

    桓蒙与杨贺之、杨周之一经交谈，喜杨贺之的才干，当场辟他为府中板司马，辟杨周之为板参军。

    随后不久，莘迩到了桓营。

    袁子乔建议，在接见莘迩的时候，不如把新辟入府的蜀士也都叫过去，以图借此，来暗示莘迩，桓蒙已然尽得蜀人之心，从而给要回剑阁这件事，加上一个筹码。

    桓蒙从善如流，采纳了袁子乔的这个建议。

    因而，要说起来，杨贺之、杨周之等，实是数日前已与莘迩见过了。

    不过前几天的见面，莘迩除了头天转身出帐的举动以外，没有在其他的事情上给杨贺之等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反倒是那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写下了《蜀道难》、《鹅》两首杰作的陇地不世出之大才子、谪仙人傅夫子傅乔，令他们心神往之。

    不意今日荆州兵的虎贲齐聚，桓蒙明盔亮甲，气势汹汹，相比之下，莘迩帻巾、鹤氅，持扇木屐，如晏然出游，只携李亮一人，然而在与桓蒙答问之际，却竟是丝毫不落下风，言辞温和，含蕴如刀，几句话下来，把桓蒙反是噎得说不出话了。

    这样的英杰人物，是杨贺之平生仅见。

    杨贺之的视线流连在莘迩身上，心中想道：“也尝听闻定西莘幼著之名，往昔所闻，传言的多是他的武功，我以为他只是个将帅之才，今日观之，俨有雄主之姿也！”

    他偷窥桓蒙壮硕的后背，思绪起伏，想道，“桓荆州亦明主是也，但江左重中原故族，常散骑昨日信至，览其文字，颇怀亢愤，言唐轻蜀人，云己已绝仕进之望，欲增删旧作，埋首文牍，著《华阳国志》。桓荆州辟我为板司马，如似欲有大用，而其府中掌权者，悉唐士也，只恐待我随他到了荆州，终究会如常散骑一般，到底难以展眉。与其……。”

    “常散骑”，是蜀秦的贤士，字与张道将的名同，亦叫“道将”，族为江原冠姓，世奉天师道，任过蜀秦的史官，数年前，依蜀秦国库里保存的图籍版档，相继撰写过两本大作，一本叫《梁益宁三州地志》，一本乃是蜀秦迄其时之史，名《蜀秦书》。李当继位，迁其为散骑常侍。

    此人一向倾心江左。桓蒙笮桥胜后，纵火烧成都的诸城门，他便进言李当，劝其投降。李当之降，此人有莫大之功。因为他是李当的近臣，李当被送去建康时，他就跟着一块儿去了。

    以他家在蜀地的族望、他本人的史才和他对江左的向往，加上他家信奉天师道，与江州刺史王逸之之族琅琊王氏等几个江左名族的信仰相同，他本来以为到了建康后，也许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官职，结果却被冷落。——其实别说是他，便那李当，也只被封了个归义侯而已；投降之后，亦从李当去到建康的李力、李禄等李当之宗亲，受到的待遇且不如李当。

    杨家也尊信天师道，杨贺之又有才名，常道将与杨贺之的交情不错，算忘年交，郁闷难遣，就给他写了那么一封信来，发了些牢骚。

    想以这位“常散骑”的出身、名望和对江左的倾慕，还被打入冷宫，杨贺之自思之，何况是他？也就难怪他会别生心意。却说，杨贺之不肯出仕蜀秦，不是因为他无志向，乃是因为李氏非人主，而今蜀秦宣告灭亡，他能去的地方，只有江左和定西了，江左若是不成？

    “与其蹉跎江左，不如去定西试试。”

    杨贺之的目光悄悄地在莘迩、桓蒙两人的身上转来转去，这样想道。

    诚然是乱世之时，良禽择木以栖，非主择臣，臣亦择主。

    杨贺之的这番小心思，不需多讲。

    那桓蒙一番咄咄逼人的问话，被莘迩轻易化解。

    他哑然稍顷，想道：“何为‘以御外寇’？”重镇旗鼓，要抓住莘迩的这句话，再质问莘迩。

    一人出列说道：“明公，三军已集，日将午矣，请明公下令阅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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