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起见，陈奇申和陈奇之兄弟两个带着护卫，先往东走再折向南，绕道真定后走山东，近两个月后才抵达凤阳。

    找了客栈歇息洗漱后，陈家兄弟带着家书前往抚衙，拜会自家这位人中龙凤。陈奇瑜在二堂热情的接见了自己的两位族弟。对这两人他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知道陈奇申曾任过县主簿，处理公文政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陈奇之虽未曾出仕，但踏实可靠，有些私密之事交于他自是放心。

    陈奇瑜接过书信，没有急着打开观看，而是先询问了母亲的近况，听闻七旬老母并未得知自己下狱一事，陈奇瑜还是暗中舒了一口气，他一直怕母亲得知自己下狱会担忧害怕，还好家中始终瞒着她，听到母亲年老体衰，身体开始不佳时，年近五旬的陈奇瑜不禁垂泪不已。

    良久之后，心境平复了的陈奇瑜打开书信，陈冯如的信自是报喜不报忧，无非是恭喜贺喜之类没营养的话，然后是此次族中派遣这二人前来听命，还望他不吝提拔等等。

    弟弟陈奇帆的信内容比较详尽，把一年多来的家中发生的种种事端一一说明，更对陈奇申的小人之举痛骂不已，对陈奇之的暗助之情大加赞赏，明言希望兄长重用九弟，对陈奇申就不必过于用心提拔了。

    陈奇瑜看完书信之后，心中对陈奇申暗自生厌，面上却是不动声色，他笑着与二人寒暄叙谈，并派人从凤阳府最好的酒楼订下酒席送到抚衙内，然后打发衙役去客栈知会那些护卫仆从，把携带的物品全部搬到抚衙后的内宅，然后给各人安排好住处，这才作罢。

    往后的事情就是公式化的了，陈奇瑜虽然厌恶陈奇申的行为，但仍然分派他处理各种公文书案，不管怎样，还是自家人用着放心，至于以后，听其言观其行吧。陈奇之则是作为陈奇瑜的亲随，跟着他走访士绅，约见地方官员和卫所将官，商谈各种公私之事，这已是把他当做亲信，培养锻炼他为政一方的经验了，陈奇之也是聪敏之人，没过多久就以渐渐熟识了官场上这一套东西，陈奇瑜对他也甚为满意。

    陈奇瑜没想到，自己入狱两年有余，大明局势竟是变得如此复杂危险，原先被他蔑视的土寇竟然已成气候，流贼声势越来越大，流动范围越来越广，甚至竟流窜到大明龙兴之地，把皇家的祖坟都给刨了。

    而官军的表现则是越来越差，从最初的几百官军就能撵的成千上万的流贼四散而逃，到今天居然屡屡被流贼所败，导致出现了畏战避战的情况；更为不妙的是，这种局势几乎每天都在恶化，这让陈奇瑜既深感不安。

    当初自己要是在车厢峡全歼了那伙数万人的流贼后，再挟大胜之威穷追猛打，或许流贼早已覆灭了，就算还有残余，也已对大明构不成多大的威胁了，没想到自己一时之失，竟造成今日之危局，真是悔不当初啊。

    心中有愧的同时，他对洪承畴和卢象升也非常不满，尤其是对接任他五省总督位子的洪亨九。

    在对照舆图翻看过两年来朝廷的塘报之后，陈奇瑜对于洪承畴的举动感到不解：流贼中最强的高迎祥原先在关中，盘踞于泾阳、三原一带，洪承畴手握两万大军却视而不见，逡巡于华阴、渭南之间，高迎祥在他眼皮底下连破州县城池，抢掠金银粮草无数，洪承畴却始终不敢靠近，可能是畏惧于高闯的上万骑兵，洪承畴根本不敢和高迎祥正面较量，而是等其暴掠而去后才尾随抵达，陈奇瑜断定洪承畴是不敢掠其锋芒，以游击为名故意躲着高闯。

    对于高闯流窜到河南后卢象升的做法，陈奇瑜也是感到不满：当初高闯进攻汝宁、上蔡，卢象升却反其道而行之，前往叶县、泌阳之间；高闯攻破光州，卢象升还驻扎于信阳，也是对高闯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些举动只能证明了卢象升的惧敌心态。

    陈奇瑜分析形势后做出了一个假设：蔓延于陕北的闯将李自成等人，数量并不多，可以专责陕西巡抚去对付；河南灵宝、卢氏一带的老回回、革左五营等上万人马，专责河南巡抚对付；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军伍卢象升集中兵力，从东西两侧全力夹击高闯，凤阳巡抚、湖光巡抚、应天巡抚则从各自防线包抄策应，将高闯包围在中原腹地，一举将其重创或者歼灭。

    但时过境迁，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不光是高迎祥、张献忠等势力越发强大，就连远在陕北延安一带的李自成也借机壮大起来，蝎子块拓养坤、张妙手等人也是四处游荡，攻陷防守力量薄弱的城池，获得人员和物资上的补给。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他只是凤阳巡抚，还是得圣上开恩给的，眼下他的职责就是如何在凤阳巡抚任上做出一番成就来。

    他上任凤阳前，专门找在朝为官的同年了解过这里的情况，并从官方的各种能利用的渠道打听关于凤阳的消息，综合各种信息之后，陈奇瑜得出一个结论：凤阳是个穷地方，崇祯八年流贼焚烧皇陵后，这里更成了个火炉。

    凤阳土地贫瘠，在江北各府中列于下下等，十年九荒；一遇灾荒，百姓就习惯了拖家带口外出逃荒，有人开玩笑说，南京城里十个乞丐有九个是凤阳的，这话虽然夸张，但凤阳人逃荒乞活已成为一种风俗。

    人口的大量流失，但每年应缴的赋税并没有减少，连年累积下来数目惊人，官府却是催征不断，这些赋税就落在了还留在本地的百姓身上，留守的百姓交不起了，只能逃亡，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崇祯四年南京礼部侍郎钱士升在奉命祭告皇陵后，向崇祯报告了凤阳的衰败景象：土地多荒，庐舍寥落，冈陵灌莽，一望萧然。他在奏本中希望崇祯能够给凤阳减负免征，崇祯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顾及一府之地的好坏，直接就把钱士升的奏本留中不发。

    陈奇瑜到任后，在对凤阳的情况大致了解后，与凤阳知府李启梅、巡按御史陈良谟一起，召集当地富豪士绅与会，商讨如何振兴凤阳之计，并言明已向朝廷上奏，请求减免凤阳赋税；当务之急便是趁冬季农闲时节，兴修水利，开荒拓地，收购耕牛骡马等牲畜，争取明年夏收能有个好的收成；但官府无钱，还请诸位士绅慷慨解囊，共度时艰；捐献钱粮多者，巡抚衙门会向朝廷上本，给捐资者国子监监生的名额，以示表彰。

    与会的士绅不是致仕回家的朝官，就是家中有人在朝为官的家族，凤阳虽然是个穷地方，但这些人依旧通过各种手段谋得了不小的财富，利用天灾人祸之时，百姓为了活命，强迫百姓贱卖田地是士绅们惯用的手段，然后再将田地佃租给原来的主人，每亩收取十七的田租，致使凤阳所有的耕地，十之七八集中在了这些人手里。

    至于被召集来的富商，也都与官场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至各级主官，下至书吏衙役，都被他们的银子喂得饱饱的，可以说在凤阳这个地方，他们谁都不怕，巡抚大人又如何？不管巡抚有何指派，还不得靠下面的各色人等具体实施？如果巡抚的指令损害了大伙的利益，用最常用的拖字诀就能让大人焦头烂额，最后只能妥协了事。

    但巡抚大人今日只是劝募，这也是历任新官必有的一个过场，大伙总要给大人一个面子，于是在一位四品致仕士绅的带领下，大家你五百，我三百的各自说出自己要捐输的数目，最后共募得白银三千两，粮食八百石，这已经是看在陈奇瑜昔日做过五省总督的面子上能给出的最大诚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