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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当然会顶着之前杨振给他们的预备队名义，继续存在下去，编成一个或者两个辅兵哨，然后一边训练，一边辅助作战，等到时机成熟，或者正兵出现伤亡以后，随时把他们补充进去

    这就是杨振在重定营制的最后，给各部将领留了一个小口子，留了一点余地的原因。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正是因为有了各哨正兵与辅兵以及军中杂役的区别和不同，饷制的问题，也就该提上日程了。

    正兵与辅兵，与杂役，肯定不能是一个待遇，这个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到杨振这里，自然不能例外，要不然，正兵哪有作战的热情，而辅兵和杂役也就安于他们原有的地位，不思进取了。

    而要将这样一潭死水激活，就应该在待遇问题上，也就是粮饷问题上，给他们分出三六九等来，然后一级一级地吸引着他们往前进取，甚至是吸引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投身战争。

    “关于饷制的问题，这些天来，我也一直在想，咱们既然重定了营哨制度，就该重定一套与它配套的饷制。”

    杨振定下了营制之后，见众人都无异议，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

    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

    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征东营五千员额，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

    把总官以上官将，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

    按理说，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是不够支出的。

    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纸面上的兵力，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

    军中陋规就是如此，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只要不太过分，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

    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这五千人的饷银，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

    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

    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杨振，连续发了几次外财之后，已经不必再完全依靠朝廷拨给的那一笔固定的征东营军饷了。

    比如这一次，光是从范毓馨这里得来的赎金这一项，就多达十万两银子，就够他麾下这么多人开支多半年的了。

    “各部人马，过去如何计饷，如何发饷，我一概不计较，但是之前如有欠饷，必须于本月底前，一律自行补发完毕。从下月开始，即九月初一以后，执行新的饷制：

    “凡各哨选定正兵，平时月给底饷一两，战时加饷一两，出征再加饷一两，战场若有斩获，照例给予厚赏。”

    祖大寿所部辽东镇的边军，向崇祯皇帝索饷的时候，都是按照一个正兵每年二十四两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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