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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宗广德、大历年间，宰相刘晏以平准法理财治国，革除时弊，扭转了“安史之乱”后国弱民贫之状，卒因见疑于皇帝，遭杨炎构陷而死，新法遂而败亡。

    就是本朝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新法，不也因为仁宗皇帝的突然转向，导致君臣失契而归于失败吗？

    君臣契合，可以与天地同德，可以与日月共明，可以与鬼神合其吉凶，“尧舜之世”和“先王之政”的出现，不也是禹、汤、文、武与伊尹、吕望等人的契合所致吗？

    可现时的情形呢？反对“变法”的中枢重臣曾公亮、富弼、唐介、赵抃等仍居要津，其盘根错节之力胜于前秦。

    朝臣因循苟且，逸豫无为之风甚于晚唐，有志于变革图强的群英同僚，异道殊德，自恃高明，诸家相峙，议论不一，苏子瞻持“熟思后动”之论，司马光持“中和无偏”之论，欧阳修、韩琦仍在张扬着他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主张，都在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年轻的皇帝。

    而皇帝稚气未消，治道未专，既无秦孝公之伟器豁达，深谋远虑，也无唐太宗的高瞻远瞩，决断果敢。其求治心切可嘉，其急功近利可畏，“变法”伊始，若不能振聩发聋，改变因循之风，则君臣现时之契合难以保持，若一二年内仍无惊天之作，则君臣之契合必将沦于离心离德。

    “先生可知庆历新政因何而败？先生直说无妨。”正在王安石回忆昨夜一番盘算的时候，赵顼笑着又提出了问题。

    “因仁宗皇帝背信而败。”王安石直言不讳。

    “先生可知仁宗皇帝何故背信？皇位不稳而已。”赵顼在王安石不知如何作答时，自问自答起来。

    “圣上何出此言？”王安石想起赵顼可能对自己的监视，不觉冷汗。

    王安石是正直的士大夫，即使变法采用的也是制度化的手段，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士大夫那阴暗的一面。

    “他们效忠的不是朕，是朕的这身黄袍而已。是穿这身黄袍的人给予他们的富贵权位。国库空虚，赏赐无节，由不在此？倘若，绝其富贵，断其权位，忠君者能有几何？”赵顼缓缓说道。

    “先生以理财为变法之要，不就是要避其锋芒吗？治国便是治吏，先生之法即便是良法，奈何人心不古。又如何能够成功？”赵顼接着说道。

    “圣上之意？可是立皇权为先？”王安石问道。

    上面这些话，原本就和皇帝讨论过，王安石不认为皇帝会一再申明，重复。可能有新的见解。不是那“变法之要，唯在得人”的老调了。

    “不错。他们反对先生变法的依据是什么？先生变法的依据是什么？无不是借先哲之言。先哲不在，如何追问死人？有的只能是无尽的争论。”赵顼预言道。

    “圣上之意，变法在野不在朝？”王安石疑问道。

    “先生高见。可有办法在野建立势力，凝聚百姓之心？朕在朝与先生配合。朕有外力，他日变法，便不惧反对变法者动摇朕的皇位，皇位稳固，变法何曾有失败之理？”赵顼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赵顼并非要搞独裁，而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要一个意志。用后世的话说，就是一个主义。变法不能让国家陷入党争，陷入动荡。在没有实力清洗朝堂重建新的制度之前，不如不动。

    “在野建立势力，除了立商行，聚财力，别无他法。如若圣上在朝堂放权与商行，在野变法也并不是不可行。如此，置制三司条例司不设也罢，在朝堂上左右钻营，受人挤兑，推行变法，困难重重。倒不如在野来得安心。不过，在野变法，时日长久，圣上可有一番心理准备？”王安石沉默了半天，分析道。

    “先生放心，朕不会急功近利的，二十年内，朕不言兵事，只言变法。先生是文彦博、韩绛举荐的，陈升之、韩维也是赞同变法的。朝堂之上，朕会让他们配合先生。”赵顼开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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