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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隶属于武川司，乃是李渊从南阳撤军之后所创，由齐王李元吉掌管。成立的初衷是打击、抓捕潜入大唐内部的各方细作。

    武川司是李元吉在‘只眼’这个暗杀监督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先只是一个暗中行走的势力，但李元吉接手之后，便从黑暗走到阳光之下，除了打击各方势力的细作，更多是用来监督本朝官员，后来权力进一步扩大到监军和监视平民百姓。经过几个月的发展，迅速成为监管内外的谍报机构。

    武川司的成员大多源自于李元吉的新军，此司由军衙、监狱和军营三个部分组成，除了军营依旧设在新军军营，另外两部距离齐王府不远。

    这几个月来，武川司抓捕了很多妄议朝政的人，大多是竖着进去，躺着回来。

    襄阳百姓每天中午前都会到听梆梆的锣声在大街上响起，然后就会看来武川司的士兵押送‘奸细’去处斩，男女老少都有，数口之家被满门抄斩的大有所在，自武德司成立以来，这种事情天天发生，导致襄阳百姓恨不得把自己的嘴都缝起来，生怕一不留神就会祸从口出，连累一家受罪。

    短短几个月，武川司令人闻风丧胆，其监狱被称为地狱。尤其是东征结束后，李渊担心人心混乱，便让李元吉对襄阳百姓加强监管。

    李元吉在李渊的默许之下，肆无忌惮，不知有多少人被害得家破人亡，整日整夜的哀嚎惨叫声从‘地狱’之中发出，使那一片区域如若地狱一般，很多住户吓得纷纷搬迁，占地极广的一坊之地，再无人家居住。

    武川司兵士全是在李元吉残酷的训练之中活下来的人，本就十分凶残，在李元吉放纵之下，更是如同魔鬼出笼一般，他们每天都会抓捕诽谤妄议和背叛朝廷的百姓、官吏，权力大得令人惊悚。不仅可以随意抓人、随意闯入民宅，还可以随意处死七品以下的官吏和百姓。

    他们每天分布在襄阳各个角落，监视每一个人的言行。一批人乔装混入各个高级酒肆、青楼、茶馆，偷听官员和百姓谈话，一部分人则是穿着制式铠甲衣袍，负责抓人。

    渭南酒肆是一个官员集中之地，正是武德司重点监督的对象，他们也在这里用餐，正好听到这群兵部官员议论朝政，还有很多不满之声，于是不等抓人的那伙到来，便穿上随身携带的制式衣甲，破门抓人。

    为首那名校尉指着沈谦，大声道：“妄议朝政，口出不驯之言，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沈谦、独孤铭等人大怒道：“你有没有搞错，我们不是奸细，是大唐兵部的官员！”

    那名校尉高举一块金令，冷冷的说道：“武川司奉圣上之令监视百官，胆敢妄议朝廷者，一律抓捕调查，通通给我抓起来。胆敢反抗，视同谋反，杀无赦。”

    “喏！”

    魁梧的武德卒一拥而上，将这些兵部官员像绑得像个粽子一般，沈谦大喊道：“我们没有毁谤朝廷，你们不能乱抓人。”

    “有话到了武德军衙再交代，给我带走！”看到这群平时高高在上的文官，吓得簌簌簌发抖，这名校尉不屑之极。

    随着这群文弱官员被绑了出去，在渭南酒肆吃饭的官员们一片哗然，虽然知道武川司行事出格，但没想到嚣张到了公开抓捕官员的地步了，但是现在，谁都不敢惹祸上身，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些倒霉的兵部官员被押进一辆密封无窗的马车之中。

    望着扬长而去的马车，所有人的心情十分沉重，自隋以来，朝廷一向是言论自由，还有专门设有匿名检举的箱子，用来给不想惹事的官员和百姓检举不法之徒。这一点，隋文帝做的相当出色，而且不是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只要有举报信，隋文帝都会认真观看，并让人着手调查，即便举报错了也不追究，在隋朝错告是不论罪名的，而一旦发现情况属实便会加以严惩。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隋文帝的儿子秦王杨俊，此君因生活奢侈，私造宫室，抢夺百姓良田家产，被百姓匿名举报，文帝发现情况属实，即敕令归第禁闭，并废为庶人。有的大臣劝谏，隋文帝说：“法不可违”。杨俊被他的王妃毒死以后，他的僚佐请命为之立碑，隋文帝也不答应，并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由于隋文帝厉行法治，令官员畏惧，从而使贪污犯罪行为相对减少，对百姓多少是有利的。

    此项规定到了现在，依然在隋朝大行其道，并且进一步扩大，除了洛阳、大兴、邺城、涿郡之外，每个郡都设有匿名举报箱。因此隋朝的言论相当自由。

    在唐朝，虽然没有设立匿名举报箱，但也没有禁止言论的政令，而官员吃饭之时闲聊几句、发几句牢骚其实都很正常，人家即便刻是说要杀人，那也只是逞一时之快罢了，并不会真要那么做。但是现在，不仅连牢骚都不许发、政务不许在私下说。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恐怕以后连朋友同僚聚会都要获罪了，他们效忠的朝廷，什么时候黑暗到如此地步了吗？

    一时间，渭南酒肆变得死寂。

    官员们也饭也不敢吃了，匆匆忙忙结账，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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