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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若不想受这些限制，比如年轻便想经商、置产，成家立业，那就要放弃爵位，”

    实际上，封爵与限制特权是元老和议员们交锋的结果，而李明勋只得取中而定，功封德袭只是其中一方面，为了确定勋爵们的地位和权力，李明勋不得已分开召开元老院会议和国民议院会议，然后再统一到国务会议上宣布。

    首先确定，勋爵们是有政治、经济和法律特权的，但是这些特权受到了种种限制。

    勋爵们的政治特权有，免费教育权和可以不经过选拔即可入伍从军和选拔为吏，但是他们服役和工作的地点是有所限制的，必须是边墙之外的绥靖区或者海外的军事管制区，而且不允许担任参谋、后勤、助理一类的后方文职，简而言之，当官当兵都可以，要么戍守要么开拓，坐享其成是休想的。

    当然，地域限制只限于当兵卒和吏员，通过正常考核成为官员和军官的，任职地域限制就有时限性了，四十岁后就可以在任意地点为官，且可入中央任职。

    而一些岗位也大部分或者全部由勋爵子弟担任，比如驻外大使和国家代表，因为无论是泰西诸国还是东方国家，都有一整套的爵位制度，有爵位的官员可以更好与其打交道，而国内管理勋爵的岗位，管理内藩外藩的岗位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组织也向宗亲、勋爵开放。

    而宗亲勋爵的经济特权则更令人艳羡，勋爵都是开国元勋，也与国同休，所以勋爵可以入股国有企业，而议员和普通公民则没有这个特权，当然，只入股，而不能参与入股公司的管理，而那些殖民公司中，勋爵们也享有一定的占股特权。

    帝国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技术保密类的外，因其垄断性而多处于盈利状态（不盈利或者盈利太少的企业会逐步出售），所以入股国有企业几乎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而勋爵们的法律特权就没有那么令人艳羡了，甚至很多勋爵反对这些所谓特权，最好的特权在于，由元老院建立并管理贵族法院，参与审理一切与宗亲、勋贵有关的案件，但参与度有所不同，当勋贵为原告的时候，主法官必须为贵族法院的法官，而当勋贵是被告的时候，只有一位法官且不能是主法官参与审理，而这个时候，其余法官都不能有贵族背景和贵族姻亲。

    而第二个特权就是从严从重原则，以故意伤人为例，故意伤人致人伤残者，会获五年到十五年的劳动改造（具体刑期看被告的认罪态度、补偿多寡、受害人是否原谅、社会影响等因素），当然除却劳改之外，还可以选择流放、流改结合的办法来减刑，比如，十五年的劳动改造，如果选择流放南非、澳洲和美洲，则到地则为自由国民，只是终身不得回故地。

    但如果受害人是一名贵族，量刑就要从重从严，即便被告认罪态度很好，补偿足够，赢得受害人及家属的原谅，没有造成恶劣影响，那么也最多减刑到十年，而同样情况下，受害人若是一名普通人，则可以减刑到五年。

    令帝国新贵族们不满的是，这个从严从重原则是相互的，当贵族是施暴者，平民是受害人的时候，对贵族的惩罚也是从严从重的，只不过在惩罚方式上，贵族有特权，在得到法官的认可之后，贵族可以免流放和劳动改造，只进行刑事拘留，但这种情况是必须要认罪、赔偿且获得受害者和社会的原谅。

    理论上，如果一名贵族是守法好人，那他就是受到帝国法律的特殊保护的，但这只是理论上，因为拥有更多财富和更高地位的人多半会是施暴者，而非受害人。

    而贵族法律特权还有第三个，那就是荣耀原则，当被告和原告都是贵族的时候，案件会被秘密审理，不行公开，当贵族作为原告参与案件时，可按照贵族本人意愿来决定是否公开，而贵族作为被告参与案件时，在赢得受害人及亲属、所有法官同意后，也可以不公开审理。这些是为了维护贵族的荣誉和家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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