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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集体疯狂当中，只有少数企业家看到了危险。经历了生死蜕变的王石头，在公司内部刊物上写道：“新兴企业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扩张的时机，现在对‘无产者’来说是个机会……他们干不好无非还是一个‘无产者’。但对那些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要控制自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国家都管不了（国企），你怎么管？”

    而像王石头这种清醒者，往往被人嘲笑：你看那个傻子，白捡的东西都不要。

    等到明年亚洲金融风暴，这些“暴食者”大都要把白食吐出来，吐不出来的就等着被撑死，很难消化！

    ……

    3月10日，周末。

    阳光明媚，春风扶暖，还有两天就是植树节。

    复旦大学的操场上，100多号志愿者整装待发，手里拎着水桶，以及从其他企业单位借来的铁锹。

    宋维扬肩上也扛着一把铁锹，笑呵呵的举起来说：“出发！”

    刘子染学姐站在旁边各种拍照，不出意外，她毕业后将进入报社当记者，或者是进入政府宣传部门。关于复旦大学生志愿活动的一系列文章，让刘子染在盛海传媒界小有名气，《文汇报》甚至提前向她发出了实习邀请。

    不止是刘子染，志愿者协会的其他干部也得到锻炼和发展。

    比如去年寒假组织支教活动，报名者有48人，实际支教者只有23人。这些人分为六组，由社团报销来回路费，自己解决生活费，前往四所不同的山区小学支教。

    要实现做策划和预算，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要跟村民和干部打交道，还要在山里吃得了苦。每一个环节，都能锻炼志愿者的能力和意志，当他们走出校园踏入社会，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

    还有这次植树活动，100多号志愿者，分别前往公园、广场、林场、烈士陵园、铁路和河道沿线植树。社团只提供树苗，剩下的都需要各小组自己解决，不仅要联系植树地点所属单位，连铁锹都要自己想办法去借。

    社团的大小干部们乐此不疲，他们在服务社会同时，自身也受益无穷。

    “叮铃铃！”

    自行车铃声汇聚成清脆悦耳的曲调，宋维扬蹬着踏板在车流中前进，树苗绑在屁股后面，车大杠上侧坐着女朋友，大家一起唱着《阳光总在风雨后》高声欢笑。

    一个小时过去，宋维扬来到火车站，招呼众人下车。

    早就跟铁道部门联系好了，大家先提着桶去接水。把自行车交给车站工作人员看管，然后抬着水桶、提着树苗，步行40分钟来到荒凉的铁路沿线路段。

    “就是这里了！”

    铁道部门也有参与，他们组织了50多个职工，跟复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植树。这事儿可以拿来宣传嘛，拍照写文章发机关内刊，顺便再寄往报社露一露脸，政绩说不上，反正能涨面子。

    “当当当！”

    林卓韵手执铁锹弄了好几分钟，只挖了个浅浅的小坑，甩着膀子说：“这里的土好硬，地下全是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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