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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领土的获取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打得进，第二层是占得住，第三层是消化得了。

    从神宗执政之初的开海令到四夷靖平这二十年功夫，有科技点加持，打打杀杀几乎不费太多力气，势如破竹的占下前所未有的版图。

    打天下之后就要守，有句老话叫三代出贵族，让新国民对华夏民族形成归属感，三代是最低的限度，而大虞要做的就是，在爱玩分裂搞二八分治的欧洲人过来之前，完成最基本的政权融合。这需要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汉族能适应当地气候，能在新地域里扎根，二是不能出现足够强大的当地势力，影响中央政权的统治，三是最基本条件，汉族人口足以填入新地区。皇历2760年第一次大朝会，当民部黄册统计的齐民数量很接近四万万时，神宗立刻颁布定边令，鼓励汉人开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用人口填满版图。

    衡量一种文明是否成功覆盖一个地区，一般有三个标准，即种族、文化、语言，若这三项指标都与文明传播的源头趋同的话，那么这个地区可成功地纳入这个文明体系，比如哥特人、日耳曼人、保加尔人等异族，一旦接受了大公教或正东教，马上摇身一变，被纳入欧洲人的范畴。而如果只符合其中一、两顶标准，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例如皈依天方教，自称素丹，却始终不刁海里凡的鄂图曼。现在大虞没有被排斥在大航海时代之外，按先到先得原则，已占稳了许多地盘，需要慢慢消化。所谓消化一地的标准，是新地区的居民有九成以上认可自己是大虞人，这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用华夏最擅长的人海战术铺过去，以野人或低等文明为主的地区，哪里扛得住这种全方位的人口、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制？

    现在大半个亚洲、整个澳洲加北美洲，都飘扬着大虞的国旗九星太极金龙旗，等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欧洲人抢完非洲，想染指亚洲时，才会见识到一个真正完整的东方帝国有多恐怖。

    为了保持帝国政权对遥远辖区的控制力，除了派遣心腹重臣为布政使，在军中弱化将领的重要性，宣扬为国、为民、为君的新思想，更有赖于交通和报纸的发展。

    橡胶轮胎的产生，让目前速度最快的马匹能拉动更重、更大的马车，三轮车的发明，让买不起马的人家有了代步工具，也反过来促进道路质量提升。修路一直是工部重头戏，比之水利工程也不差，至于曾经的修建帝陵大项目，早被神宗扔到角落里。但凡有人上折请修皇陵，没多久就会被调派去某工地当监工，迄今为止，神陵选址或棺木等准备工作都没确定。

    报纸是保证政令透明通达的唯一工具，即便阳奉阴违的官员抓不绝，但至少投诉有门，从上京传达出来的政策，不会在斋桑湖或平仪城变个样。但也侧面冲击了提倡礼治、德治、人治的儒家孔孟学说，转为依法先治，以礼教之，任何政令裁夺或案件判定，皆写明所依据的律例条款，而中华书局每年从刑部律例司拿到最新的案例集结，刊印成册。情理与律法之争时常成为报纸主题，但朝野上下已逐渐认可违法必惩这一原则，被削过许多次的皇亲王爵更是不敢再随意挑衅律法之威。

    其实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孔孟时代的君臣民一体的体量并不大，信息透明，政策就不会变形，才得以依靠伦理建立纽带。现在一封信从最南边的南洲北部南虞矿山寄到最西北的安仪城，最快也要差不多一年，没有公开、公正的律法，只凭所谓礼法，一旦掌握当地宗族权的土皇帝和外派来的官员勾结起来，一地民生经济都受控制，这对于越来越有钱的跨地域商人来说，可不见得是好事。

    在中华产业的强制下，各种新生或旧有的货物都逐步固定一个行业标准，在这种基础上，中华保险公司的业务慢慢从海贸扩大到其他方面。有了国字号为担保，其他中华公司没涉足的民间产业，也自发形成相应区域的大小行会，寻求保险业务，由此学来了行业标准这个玩意。

    以农为本、崇拜先祖、道法自然的华夏文明，向来更依赖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经验管理模式，当标准化、数字化的要求渐渐成为政务、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最主要衡量依据时，这种冲击反映在上，便是礼教与新法之争。事实总是胜于雄辩，数字又总是最直接最明确地证明事实，所以礼教渐露颓势也在所难免。

    苏伊士运河的工程是连接大虞和西方的最重要纽带，往来其间的商人们带来欧洲和大食的历史和经验，每年新付印的文献大典译文卷越来越多，西方奇闻异事也时常登上乡间戏台，哪怕是山间小村卖馄饨的文盲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海那边有一群长相、语言不同的欧洲人，随便去个港口就能看到，老祖宗可没见过这么多稀罕事，说不定哪天，他们还会来咱们山沟沟里挖矿呐！

    没有盲目的崇洋媚外，没有彻底的破除四旧，华夏民族没有经历狂热无知的红色浪潮，不会全盘否定千年沉淀，保持着文明优越感，吸收西方文化，补充知识空白，在本土文化里增添更多宽容和猎奇的视角。

    东方巨人在缓缓转身，尽管动作很微弱，尽管非常不容易，但没有闭上眼睛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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