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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文军告诉鲁晓娟，前两天儿子跟他说话了，说想妈妈、想妹妹、想回家。

    鲁晓娟默不作声。

    田文军接着又告诉鲁晓娟，过两天寻子会想带着咱家的孩子上街宣传。

    鲁晓娟默不作声。

    “这么多人就咱俩找到了，不去不好。”

    一而再，鲁晓娟只能默许。

    “你说孩子被拐到那家，他是多久才叫他妈的啊？”

    鲁晓娟抬头盯着田文军，欲说还休。

    想必两人把孩子接回来半年之久，却对鲁晓娟连一声“妈妈”都没有叫过。

    画面一转，田文军给田鹏洗漱，告诉田鹏咱们不说方言，要说普通话。

    这跟电影开头，田文军的那句“陕西人不说陕西话说什么。”形成了对比。

    生活就是一个推倒重建，充斥删减的过程。

    田文军在每一个反复的过程中，不断认清生活的本质与自身所需。而鲁晓娟从前总认为丰富的人生才重要，如今才明白简单专一的人生才是最不易。

    人生需要做减法，不是失去，相反，正是得到。

    说回电影，高夏假冒法院人员的事迹败露，遭到处分，被事务所撵走。气不过的高夏愤然找到上司，二话不说，一顿胖揍。

    “分钱的时候你拿大头，出了事就拍拍屁股走人，过河拆桥是不是？！”

    大家身边有没有吃过这样的亏，遇到过这样的人？估计很稀松平常。

    事业不顺的高夏正气头上，李红琴又来找，恰好撞到枪口上。但一听李红琴出五千块聘请自己，明明已经失业了的高夏仍故作一脸不耐烦地说：“行行，算我倒霉。”

    就高夏那本事，最后到底是谁倒霉还不知道呢。但在李红琴眼中，高夏就是她最有力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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