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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国际治理体系的提出，国际治理体系是一个大问题。比如在坐各位要决定事情，是按实力说话，还是按人头说话？是让所有人都同意才行？还是大多数通过，默许多数人的暴政？”

    这个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大事，如果按实力说话，那是联合国，五常有绝对实力，所以有绝对权力。但是总有小兄弟不服气。如果按人头说话，必需要所有人一致才行，那就是欧盟。但总是议而不决，决而难行，没有效率。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中国在国内治理时，就面临这个问题，更莫说这个世界了。如果要公平，比如毛时代的大锅饭和人民公社，那就没有多少效率了。如果要效率，任由资本没边界发展，公平性公打折扣，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

    他停顿了一下，再次按开了图片，说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变量：速度不均衡。”

    “按邓大人改开的意图，是先富带动后富。这在当时，当中央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时候，是做得到的。因为政府掌握着绝对的分配权。但是，为提高地方的积极性，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开始的，各地方按各自的步骤发展先行，问题就来了。有利于地方政府税收的事，各发达地方干得火热，而上交中央的税收比例就减小了，减小收入就等于减小中央对经济社会的控制权，为此。朱总就发明了分税制，重新掌握了分配的主导权。”

    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往往会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大循环。

    “如果没有今天我所说的变量的影响，这种做法是可能的，也是有效的。让中央来调节分配比例，保障大致均衡。但是，大家知道，这两个巨大的变量来了，新的不均衡被放大，治理方式如何改革，又摆在了领导的面前。”

    中国当然不能硬性屏蔽这两个变量。全球化与信息化，正是中国近些年腾飞的翅膀，如果没有这两个变量，我们即使开放了，也只能给洋人打工，根本没有弯道超车的机会。

    “怎么办？如何拥抱这个巨大的机遇，但又要造成大致均衡的态势？我们的领导又做对了。顺势而为，不在分配上下功夫，而在生产上下功夫。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或者说覆盖旧的问题，这是不是在哲学上，肯定变化和运动，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他这一说，会议室就轰动了，纷纷议论起来。这家伙毕竟有中外学习的背景，又在政府高层工作过，又在公司实践赚了钱，出口不凡，立意高远啊。直到此时，我才有点佩服他了。

    再想想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觉得非常浅薄了，果断决定，暂时不发言。

    当然也有提出问题的，这些问题要么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要么太过常识，没引起我的注意。

    只有黄教授提出的问题，是我最关心的。他问到：“农村、偏远贫困地区，怎么办？”

    这是不均衡的极端问题，这也是个大问题，我看他怎么回答。

    我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而且农村空心化，到了我难以想像的程度，完全废弃的村庄，已经摆在了我的眼前。

    “中国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发展。但如何发展，这就是试验。这是我们政府坚持得最好的一种办法，及时试验，及时推广。大家注意到没有，每一个新设想的试验，我国总是分几个地方同时进行，试验周期大约一到两年，让新鲜的经验马上来适应新鲜的现实，以保证经验不过时。”

    这是对的，下面讨论时，有人总结了三个三，我觉得有意思：试验总是从省市县三级同时选点，总是从东中西三个地方同时发起，总是用提倡、文件、法规三种力度来推广。

    中国人对三，真是情有独钟。

    “这里的道理在哪里呢？所有的理论，必须来源于新鲜的实践。所以，那些学古典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的，水土不服是肯定的。那些抱着老祖宗经验的，不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趋势，是肯定的。最大知道的试验和产生，都来自于试验。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物理学的试验方法，这是中国的创举，是伟大的。”

    试验是试验，总得有个大方向吧，不能乱搞。总得有个大趋势吧，不能没有目的和方向。这是我现在的疑问，估计他会解答的，因为这个疑问显而易见。

    “我们既然不能回避前两个变量，要解决好第三个变量，我们就加速前两个变量，有一种勇气在里面，有一种自信在里面，也有一种中国人的智慧在里面。”

    我知道他要说答案了。

    “政府就是借钱，也要投资于交通通讯的基础设施，就是这个道理。在最远的地方修铁路，在最高的雪山修手机信号站，在最大的城市间加快交通的便捷，在穷的偏远山村，架桥铺路，免费安装电视和信息设备。所有这一切，都是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速度，让这个速度产生三个效应，来平衡经济中心远端的落后，达到带动的目的。”

    他所说的三个效应是什么呢？大家都没说话，安静得如同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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