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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猎与郭大匠这一番研究直到黄昏，才被一名持铜牌信符的传令小校打断。

    “文相公、张使相有令，诸军统制以上将官，立刻前往节堂议事。”

    赵猎接令后不敢待慢，立刻动身返回崖城，直奔节堂。

    崖城的节堂就是原吉阳军城的军议厅。行朝立足方稳，百废待兴，诸事一切从简，暂时以军议厅议事。

    赵猎留下护卫队，向守卫交验腰牌之后，方得以进入节堂。

    此时堂上诸将及部分相关官员多已聚齐，大宋右相文天祥赫然坐在上首。丞相坐节堂并不奇怪，因为文天祥此时除了右相之外还兼任枢密使，既是文臣第一，更兼领诸将，是实打实的百官之首。

    宋朝枢密使向以文官出任，而枢密副使则由宿将担任。以文制武，以武辅文之意十分明确。

    宋代因宋太祖“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加之切身感受五代时期骄兵悍将造成兵祸连结，动乱多年。于是痛下决心，终结武人擅权乱国的局面。遂有“怀酒释兵权”之举，并定下崇文抑武的国策。

    不可否认，赵匡胤的举措在国朝之初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治国之道，讲究文武平衡，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武盛文弱则易形成军人干政，造成国家动乱。而过度崇文抑武又会使军人地位低下，国防力量薄弱。很明显，赵家后世子孙没把握好这个度，不但没能把文昌武弱的局面改观，反而在文官集团的推助下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猜忌武将（如狄青）、以文制武，以文官领军或监军，最后演变到极致，就是两个极端——一边是“东华门外唱名方为好儿郞”；一边则是当兵须黥面刺字，以防逃役。

    到南宋中后期，军人地位有所好转，军中大量使用效用、使臣（自愿投军，无须刺字），大将也得到格外倚重。身为武将的张世杰坐镇中枢，而文官之首、枢密院使文天祥却领军在外，多次请求入朝而不得，就是最突出的例子。然而积重难返，一切为时已晚。

    更要命的是，宋朝国策严重分化文武两极，使文官集团与将门集团水火不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大集团无法兼容。以张世杰为代表的武将集团一朝得势就极力压制文臣集团，首当其冲的就是文天祥、陈宜中这二位左右丞相。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哪怕行朝一路南逃仍斗个不停。若非厓山惨败，行朝已到生死存亡之际，张世杰未必同意把文天祥召回朝廷，给自己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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