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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蓟州总共只有两万守军，辽东总共只有三万边军。

    这么一点的兵力中，曹文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有一千兵马，全仰赖韦爵爷的器重。

    曹文诏虽然是明末著名的将领，一直以来他都以“敢战”而闻名，甚至被称为“明末第一良将”。

    然而在这个时候，曹文诏确确实实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

    韦宝欣赏曹文诏这个人，但也没有准备重用曹文诏，只是为了帮明朝培养一个厉害一些的将领而已。

    所以韦宝让曹文诏在建昌营附近河道修建了一座水库。

    在曹文诏光鲜的外表之下，曹文诏其实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

    只要认真翻阅一下史书，就会立刻看穿他的真实面目。

    曹文诏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生涯开始于崇祯三年，1630年，当年七月，陕西的农民起义活动风起云涌，这引起了明廷的恐慌与仇恨。

    鉴于曹文诏之前追随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四处征战的光辉履历，明廷提拔他做了延绥东路副总兵，希望借着他所谓“善战”的关宁军将起义军镇压下去，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在一开始，由于起义军的战斗力、组织度各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曹文诏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击败了王嘉胤、点灯子、李老柴、独行狼等义军首领，这使得曹文诏的气焰越发嚣张起来。

    曹文诏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十分凶残，史载，“诸将在阵，于胁从者纵令逃去，文诏必尽杀，无一存者。其侄变蛟亦然。”

    他嗜杀成性，只要是加入农民军的人绝不放过，不给人留一点活路，所谓平定动乱，维持社会秩序不过是托词，这个凶残的豺狼只是疯狂地仇视人民，对于任何有一点反抗行为的人都必欲杀之而后快，一心一意维护明廷的统治，而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

    他对神一魁余部的残酷镇压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十八日，神一魁被叛徒杀害，献头于官军，但他的余部在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四人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他们在之前的斗争中完全明白了明廷的狡诈阴险、背信弃义，对明廷的腐朽黑暗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认识，斗争态度十分坚决。

    他们屯兵于镇原，准备攻打平凉，但进展不顺，只好暂时退守到庆阳。

    就在这时，曹文诏前来同甘肃总兵杨嘉谟、副将王性善会合，向农民军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曹文诏与农民军大战于西濠，仅此一战就斩首千级，生擒了杜三、杨老柴。

    面对这个巨大的失败，神一魁余部没有被吓倒，他们联合另外的农民军进行战略转移，继续展开斗争。

    曹文诏、张嘉谟等人则穷追不舍，双方在张麻村展开大战，义军不幸再次战败。

    这时王性善与甘肃副将李鸿嗣、参将莫与京等到来，一时力量云集，双方再次展开战斗。

    官军此战斩获了五百二十多个首级，此后明军乘胜追击，连战连捷。

    这支义军此时已经只剩几千名残余战士了，但连续的斗争失败没有动摇义军的战斗信念，特别是有一支从清水分出的义军力量较强，还击败过官军。

    曹文诏这个凶残的刽子手又展现了他阴险狡猾的一面，他使用反间计，使其他首领上当，让他们杀死了红军友，趁着农民军内乱的时候，他伙同自己的侄子曹变蛟连续对义军发动进攻，最终全歼了这支农民军。

    不可否认，曹文诏的确凶悍异常、能征惯战，不愧为农民军的死敌。

    满天飞、郝临庵、刘道江、独行狼、李都司这几位义军首领之后联合设下埋伏，隐藏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只让一千多骑兵出来迎战，引诱明军抵达南原时，伏兵大起，同时大呼“曹将军已经死了”企图扰乱明军军心。

    没想到曹文诏居然拿着长矛来回冲击，单枪匹马在万余名农民军中间耀武扬威，真是十足的亡命徒作风。

    明军见状士气复振，使得农民军的计谋没能实现，此战农民军伏尸遍野，元气大伤。

    残余的农民军之后再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被诸多如狼似虎的官军连续击败。

    之后著名反革命头子洪承畴在平凉杀害了满天飞，诱降其将领白广恩，其余的农民军分路撤退。

    曹文诏赶到陇州、平凉、凤翔之间追杀他们，1632年十月，三次战斗三败农民军。

    接着就逼向耀州锥子山的农民军，此部农民军此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杀死独行狼、郝临庵后投降了。

    但洪承畴这个心狠手辣的刽子手并没有放过他们，在接受投降后又卑鄙地屠杀了其中四百多人。

    关中的农民起义就这样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巡抚御史范复粹在递给朝廷的奏章中声称历次战斗中共获首级三万六千六百多，曹文诏的功劳第一，张嘉谟第二，王承恩、杨麒又在其次。

    曹文诏在陕西时，甘为朝廷鹰犬，奋力镇压农民起义，大小几十次战斗，立功最多，洪承畴却没有给他记功。

    可笑这个刽子手如此卖力，却得不到明廷的论功行赏。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看到陕西的朝廷军队力量强大，为了避敌锋芒就大都流入山西。

    据说由紫金梁、混世王、姬关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兴加哈利分别统帅七大营部，每部人数多的有一万人，少的也有五千人。

    这时候，明廷又想起他们忠实的猎犬曹文诏来了，御史张宸极上书明廷大肆赞扬曹文诏镇压义军的武功，还肉麻地吹捧说士绅百姓都编歌谣称赞他，也就是所谓的“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但事实上，百姓们又怎么会给这个好勇斗狠、嗜杀成性的豺狼唱什么赞歌。

    崇祯七年正月兵部题本中说：“曹变蛟一旅大为民害。数日前臣部差官收得沿途谣帖数纸云：‘宁被流贼抢，不教曹兵挡。流贼抢有限，曹兵害无穷。流贼抢民财，曹兵杀民命’等语。”

    可见这才是老百姓对于曹文诏的真实评价，曹文诏及其所部军队军纪极差，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仇恨。

    这样一支军队，不过是以满足士兵兽欲为诱饵，好驱使他们镇压起义的豺狼部队罢了。

    而他们的头领曹文诏，这个凶恶的反革命刽子手自然也不会是什么护佑一方平安的保护神，而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瘟神，他来到哪里，灾难就来到哪里，所谓“爱民如子”的明王朝，就是靠着这种军队来保护自己治下的人民“免受流贼的侵害”，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即使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对于曹文诏的凶残行径也不得不俯首认罪，并认为他诛戮过甚、害民有术，从长远上看，不利于明廷的统治。

    但以崇祯、洪承畴等为首的一干暴君酷吏却偏偏欣赏他的狠戾无情，把他当成宝贝。

    那些没有心肝、一心只考虑自己荣华富贵的地主豪绅们也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这才编造出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这种口号给他和自己打气，实际不过是拾宋人牙慧。

    基于以上理由，明廷命令山西、陕西的各位将领一同受曹文诏指挥，希望他能再立新功。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曹文诏由于被自己的主子嘉奖，立功心切，对农民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给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明政府此时从上到下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崇祯又往他的军中派遣了监军太监，使得他处处掣肘，为农民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同时，曹文诏此人飞扬跋扈，与刘令誉起了冲突，遭到了对方的陷害。

    兵部认为曹文诏仗着打了几回胜仗就骄傲起来了，于是把他调往大同。

    由此可见，当时的明廷已经腐朽黑暗到了何种程度，但曹文诏还是执迷不悟，一心要维护这个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

    不过，就算他此时想反正，老百姓也不会放过他，他身上背负着累累血仇，自知已经自绝于人民，因此即使在朝廷内屡受排挤，也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

    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走狗必然的下场。

    他的遭遇在后世还引发了不少文人的叹息遗憾，觉得当时要不是奸臣当道，曹文诏定能镇压起义，再造社稷，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封建政权正常运转的话，它是绝不会允许曹文诏这种屠夫残害人民的。

    曹文诏的诞生本身就说明这个政权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抱着对人民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把曹文诏这种人推上前台来。

    曹文诏的凶狠和明廷的腐败是两位一体的，所谓奸臣当道，完全是欺骗世人的借口。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支持它的万千地主儒生，是注定要灭亡的，谁要是不思悔改，那就是助纣为虐，必将被农民军们无边的怒火燃烧殆尽。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清军入关西征插汉，回师时顺便进入了大同境内，攻占了得胜堡，之后围攻怀仁县以及井坪堡、应州等地。

    曹文诏同总督张宗衡驻扎在怀仁防守。

    在同清军的战斗中，曹文诏完全没有了之前与农民军战斗中的威风，他曾向清军挑战，却失败而回。

    后来，灵丘以及其他屯兵的城堡大多失陷，清军得胜回师。

    十一月明廷评定各将的罪过，曹文诏、张宗衡以及巡抚胡沾恩一同被定罪充军到边地的卫所。

    但曹文诏毕竟是明廷所仰仗的一张王牌，所以立刻就有人上疏，让他继续参加镇压义军的罪恶活动，立功赎罪。

    这个时候，河南的形势的农民起义形势一片大好，史载：“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农民军的浩大阵势把河南地方官员吓破了胆，向明廷告急求援，明廷便传令让曹文诏率兵紧急前往河南镇压义军。

    不过在进入河南之前，曹文诏还是卖了那个保举他的巡抚一个人情，在山西帮助他剿灭义军。

    义军进入河南之前，发掘凤阳皇陵。

    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便积极向皖北一带发展。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上旬，起义军进入安徽。这时凤阳的贫苦百姓听说义军到了安徽，为了摆脱明廷敲骨吸髓的剥削，主动派人邀请起义军进军凤阳，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为义军之后震动天下的壮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进攻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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