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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就和强盗差不多——所谓的僦柜就是柜坊和质铺，民间可以往里面存钱（但要叫僦柜钱，也即是租金，和现在拿利息完全相反），也可以把物什送去典当，待到赎出时，除去要交还母钱外，还要交子钱给质铺。所以长安城各处的柜坊，实则等于储钱生息所在；至于粟麦更好理解，长安民众为备荒年，会在各家都挖出地窖来储备粮食——而今京兆府派人去，直接将商人的柜坊，居民的地窖全部用度支司名义封起来，而后统计后统统“借走”四分之一，号曰“借商”、“借米”。

    至于加榷盐钱，原本刘晏在执掌盐政时，设置巡院、盐场控制东南各地的食盐生产，而后于榷场出售给盐商，每斗盐卖一百一十文，一百文是政府的盐利，十文是产盐的“盐本钱”；对盐商来说，他从榷场买一斗盐，收购成本就是一百一十文钱，再加上他的销售成本，所以每斗盐卖三百文上下，如此可得利润一百文。

    可如今朝廷亟需军费，便开始加榷价，李适给赵赞、杜佑及陈少游、韩滉等人下的指示是，每斗盐的榷价往上加一百文，以充军费！

    如此到了盐商那里，每斗盐可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卖三百文了，而是加到六百文、九百文，甚至许多大盐商开始囤积居奇，哄抬盐价，以前三斗粮食可以换一斗盐，现在于有的地区一石乃至更多都换不到一斗盐，百姓苦不堪言。

    这一切都是先前杨炎更改刘晏盐政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各地巡院被废，朝廷失去了对盐场和盐商的有效控制！

    长安这座以政治功能为主的都城，本身就不产盐，所以民众率先尝到了“昂贵”的河东池盐，再加上僦柜和粮窖遭劫，更是雪上加霜，很多平民乃至原本的富豪人家，只能“淡食”度日。

    “幸亏高郎提前一步，把宅邸里所藏的钱都花掉或迁走，不然损失可就大了。”任氏听完安老胡儿的解释，恍然大悟。

    花掉的钱，是送给卢杞给叔岳父崔宽迁官的，卢杞很精明，他害怕重蹈杨炎的覆辙，并没有把钱囤在家中，而是撒往各州县求田问舍去了——另外，崔宽不再担任蜀都尹的官职，也没有回京——朝廷紧急任命曹王皋为新的荆南节度使，负责对梁崇义的南方战线，而崔宽则在卢杞运作下，填补了曹王皋的湖南观察使的空缺。蜀地的张延赏成功支走崔宽后，终于把节度使、蜀都尹的权力合一，随即开始谋划夺取西山诸军。

    如今崔宽全家，正出蜀都城，顺着长江而下，往湖南观察使的治所潭州而去。

    路途中，云和身体在舟中不适而抱恙，还写信向姊夫和阿姊诉苦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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