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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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