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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江南依靠织造发家的布商，则夹在他们中间两边不得罪，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商人圈子。

    而朝廷在江南的三司，便各自受到了三帮商人的抬举，三位首领太监，也就各有各的财路了。

    三位首领太监之间，或许表面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实际上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纠葛之下，很难说他们就真的三个人一条心，或者说，若是没有因为利益而相互算计，那才是出了鬼了。

    管理漕运的赵献球看上去资格最老，地位也最高，但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和他管辖的范围各有不同，接触的人也不怎么相干，一个在扬州，一个在江阴，两地隔得并不算远，但两边来往不多，岑公公也不必迁就着他。

    比起这二位来，童贯算是个新来的，要说在江南地方上的势力和人脉，肯定是没法跟他们两位相比，所以也只能夹在二人中间想方设法左右逢源了。

    而在实际利益上，明显管理市舶司的岑公公是油水最大的，赵献球这边干的事情最多，但大多数诸如漕粮、官盐的运输调配，都是朝廷的差事，他是不敢跟朝堂上的文官大老爷们这里夺利的。

    只有从民间的运河贸易中能得到些好处，但国内贸易量虽然大，但利润其实不高，说白了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靠累计的量来获得利润。

    这些通过漕运来转运货物的江南商人，当然要懂得孝敬漕运衙门，当然，赵献球得到了好处，也是细水长流型的。

    可海商就不同了，他们每年走的货物数量上看上去没法跟国内贸易的商人相比，但他们跑海贸利润大啊。

    北宋的丝绸和瓷器，国内是一个价，卖到东南亚又是一个价，中东商人转卖回他们那里又是一个价。

    中东古代有个大富翁之间斗富的故事就非常有趣，说是两个富人比谁有钱，一个商人说，他家里全都是粮食，多到堆成了小山，吃一辈子都吃不完。

    第二个商人则说我家里都是黄金白银，地板砖都是金子镶的，吓得第一个商人不敢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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