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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他把自己摆到一个后世人去看待，就能理解范纯仁和吕大防的心境了，不过他也看到了像范吕二位相公，作为文人看待战争的一些局限性。

    文人善于治国，可不懂战争。他们可以为了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振臂欢呼，也能为了战败后数万大宋子弟的殒没而悲戚，却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有一种文人特有的思想禁锢。

    宋夏庆历和议的那几十年里，大宋名义上每年向俯首称臣的西夏御赐银五万两，绢十万匹，实际上和每年向大辽进贡岁币是一样的窝囊。

    当时的文人有耻辱之心，他们可以忧国忧民，可以口诛笔伐，可以执笔立志，可这都是假把式，他们始终无法也不能改变这样状况，更没有能力和决心。

    熙宁年间熙河之战大胜西夏之时，西夏称臣，许诺纳贡，他们便又轻易的相信了西夏的忠诚，还因为西夏的谦卑洋洋自得，便错过了曾经最好的一劳永逸的机会。

    后来便有了永乐城的兵败，再次和西夏何谈，便只能易地求和了，说起易地求和，杨怀仁想起正是司马光这位当时文人之首的主意。

    而当时满朝文武里，除了章惇这位直臣在朝堂之上大骂“议者可斩”表示激烈反对之外，竟无一人敢言，之后章惇被贬，到如今起复为相之后对又执意对西夏用兵，也就不难理解了。

    范吕二位相公也都是忠臣，可惜他们的文人思想里，只有“和”，却不懂这种“和”是只有通过“战”才能获取的。

    所以在面对用兵之时，心中知道必须用兵，却又过于忧虑，导致了前瞻后顾，最后就故步自封了。

    杨怀仁也知道他们这样的思想，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性的，所以倒不是贬低他们，而在他的眼里，此时对西夏用兵，确实是风险巨大的，即便他知道结果是好的，可如今想起来，免不了有些细思极恐的感觉。

    他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大辽一向是一边挑拨宋夏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又一边装好人出面斡旋维持这种表面上的平衡，而他们自己不断的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那么这一次宋夏战争里，为什么大辽没有出手干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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