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是一个历史现象。Ω笔  趣Ω阁Ｗｗ『Ｗ．ΩｂｉｑＵｗＵ．Ｃｃ只要公权力出现真空或被软化，天然就容易滋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一地的黑社会展程度与当地的政府施政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

    就黑社会组织生存的养分而言，处于政府管制下同时又拥有高额利润的特殊行业，譬如传统的黄赌毒和地下经济、走私经济，是滋生黑社会的温床。此外，进入门槛低、竞争手段单一、带有强烈本地性的传统行业，也容易刺激产生黑势力以暴力垄断获取额利润。而越是进入门槛高、市场分工范围广泛的现代工商业，黑社会的渗透难度越大，譬如新兴高科技行业，黑社会根本无法渗入。

    从黑社会赖以生存展的经济环境来说，一地的经济繁荣程度、社会开放程度、外来人口的多寡与黑社会的展状态高度相关。

    由于各地社会展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寡存在很大差别，各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展程度存在相当差别，黑社会现象显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对中国黑社会展的地域性问题，一般容易产生强烈的错觉，即将黑社会问题与一地的传统人文特征进行简单联系，譬如，东北人彪悍、湖南人霸蛮，所以黑社会多；江浙人温和柔弱、西北人朴实敦厚，所以黑社会少；北京上海人文明守法，所以罕闻黑社会活动。

    还有一个误区是，人们往往根据公安或官方其他部门公布的打黑成绩判断一地的黑社会活动程度。事实上，由于目前在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的定义、定性不明，以及打黑往往依赖专项运动方式，打黑的统计数据，往往只能体现一地政府的打黑成绩，并不证明打黑多的地方黑社会问题更严重。

    譬如新疆，由于反“三种势力”长期是当地政法系统工作重心，打黑在当地显然属于次要任务，故2oo6年2月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新疆的打黑数据付诸阙如。而北京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不但因人才素质显现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优势，更因单位人口投入的社会治理资源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故社会秩序远优于同等经济水平地区，而珠三角地区则因社会治理资源的投入与其巨大的流动人口不成比例，社会秩序不可能令人满意。

    从官方公布的各地打黑案例看，各地黑社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差异，主要体现为：大型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的差别、沿海达地区城市与内地落后地区城市的差别、有强烈独特经济特征的地区与无独特经济特征城市的差别。只有少数情形上，明显受到地理位置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般而言，越是达地区，黑社会的犯罪行为特征越趋于隐形和高端，而越是落后贫困地区，黑社会的犯罪行为往往越低端和显性。

    全世界的黑社会组织都在经济活动上有很大共性，即通过介入和控制各种受管制的地下经济或非法行业，其次是通过暴力手段在某些低端行业形成垄断地位或收取保护费。譬如初级建材的生产、运输、农副产品市场、渔港、娱乐、餐饮、工程建设等行业。部分高端的则会转入房地产、赌博、地下放贷等利润更高的领域。

    东南沿海因毗邻港台的地缘优势和开放政策领先优势，经济繁荣程度和经济活力远高于内地，也使黑社会在经济活动上呈现出参差多态、“百花齐放”的景观。除了传统行业外，沿海达地区的黑社会还涉足大规模地下赌博、跨境赌博、放高利贷、走私、偷渡、贩卖毒品、盗用信用卡等“高端领域”，这些大都为内地同类组织所无。

    譬如佛山“水房帮”主要以控制“百家乐”赌场、放高利贷、坐镇澳门指挥“世界杯”赌球等方式获利，而福建石狮的“馆顶帮”则主要以贩毒、走私、偷渡、盗用信用卡等犯罪形式获利。

    内地经济欠达地区，黑社会组织获利方式主要还是在比较容易进入的传统行业，它的组织、技术和资本含量较低而暴力含量更高。

    譬如东北黑社会团伙暴力霸占的行业，除极少数是房地产、大型商场等高端高利润行业外，其余则是五花八门，相对低端，包括物业管理、买熟食的、市、农田、香烟、拆迁、洗浴中心、汽修厂、快餐店、摊位、店铺等。

    在内地经济欠达地区，即使某个黑社会犯罪集团为了把事业做大做强，更愿意动脑子而不仅是动拳脚，但因经济环境的掣肘，他们只能停留在传统领域。

    如河南建国以来最大涉黑犯罪组织的宋留根团伙，从1995年到2oo2年，先后控制了纺织大世界、鞋城、摩托车汽配城、海鲜市场、水果市场、银基服装市场在内的多家批市场，后又进入并控制了与批市场紧密相连的货物托运行业。

    无独有偶，2oo7年“河北打黑第一案”的石家庄市张宝义，几乎就是宋留根团伙的翻版。他经营着托运站、停车场、歌舞厅、货运公司等9个经济实体，非法控制了石家庄至保定、廊坊、张家口、东胜、临清等托运线路和石家庄胜利北街货运中心、火车站行李房、向阳街运输六场部分货运业务。

    2oo2年被公诉的河南许昌梁胜利黑社会集团亦与宋留根、张宝义相似。梁胜利产业的4大部分中的3个分别是2个托运部、1个纺织品批市场。

    即便是像绑架这种暴力含量极高的特殊的“经济活动”，也不免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差别。由于东南沿海富商巨贾多如牛毛，绑架这种“工作”，只需悄无声息地干上几票就可以金盆洗手，但往往因其数额骇人听闻而轰动一时，最着名者，莫过于1998年落网的张子强、叶继欢粤港跨境黑社会犯罪集团案，张、叶对两家香港富豪的勒索赎金竟高达17亿港元。

    河北定州曲阳县的李建设集团的绑架勒索，其轰动则因多半是光天化日之下，且往往跨市跨省绑架。1998年，李建设集团潜入唐山将一名医生绑架回村后，现绑错了人，但李建设依然决定勒索赎金5o万元；同年，该集团甚至还绑架了山西省一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索要赎金3o万元。李建设集团大动作绑架而所得甚少，确实不能不考虑到曲阳县寺南村是个偏僻的穷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