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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由于大明地理形势复杂，有些省不好单纯地以长江划分南北，故而洪熙皇帝的太子宣德皇帝继位后对“南北卷”再一次进行了改革，从“南北卷”中分出了“中卷”，至正德年间成型，进而奠定了后世科举按地区录取的定制。

    其中，“南卷”指的是南直隶一部分和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会试名额占百分之五十五。

    “北卷”指的是北直隶和山东、山西、河南、山西四省，以及辽东、大宁和万全三个都司，会试名额占百分之三十五。

    “中卷”指的是南直隶一部分和四川、广西、云南和贵州四省，会试名额占百分之十。

    由此一来，确保了大明两京十三省都能有举人考中贡士，此种取士方法一直持续到清末，对后世科举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虽然科举的“南中北卷”保证了大明各地的举子都有入仕的机会，但在没有名额限制、统一录取的殿试的比拼中，“南卷”的贡士由于成绩优异可谓占尽了便宜，霸占了殿试一甲和二甲的众多名额。

    按照大明的定制，殿试成绩优异者留在京城各大部院衙门任职，其余人等到地方衙门任职，这使得“南卷”出身的官员逐渐占据了朝堂上的重要职位，为明末党争埋下了一个不可消除的隐患。

    正是因为“南卷”的进士在朝堂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而京城四大党派中的东林党、浙党和楚党都是来自“南卷”，只有齐党出自“北卷”。

    楚党有三大党魁，分别是户科都给事中官应震、兵科都给事中吴亮嗣以及右佥都御史黄彦士。

    虽然三人的官阶都不高，最高的黄彦士不过正四品而已，而官应震和吴亮嗣不过正七品而已。

    不过，明朝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官阶的高低与官职并不成正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明有一个特殊的官场团体，那就是言官。

    言官皆出身进士，而且是进士中名列前茅者，由翰林、御史和给事中构成，可谓大明士大夫阶层的中流砥柱，天子身边的近臣，虽官阶低微但权力甚大，监察、弹劾文武百官。

    自大明立国起，历任皇帝对官场上各衙门的关系就讲究一个制衡，最重要的就是用言官来制衡文武百官，后来又展到用内阁来制衡六部，用宦官来制衡文官。

    正是因为这样，万历皇帝才能不临朝而朝政照常运作，这并不是文官集团有多兢兢业业，而是万历皇帝非常好地平衡了朝堂上各个派系的关系，故而高枕无忧，朝堂上的事务才能有条不紊地运作。

    虽然后世的书籍对宦官诸多批判，但考虑到那些书籍多为文人所写，而宦官是皇帝的奴仆代表了君权，文人是文官集团的来源代表了臣权，双方之间矛盾重重，故而记载不可尽信。

    如果宦官集团真有史书记载得如此不堪，那么皇帝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可实际情形却是皇帝对宦官集团颇为袒护，这不得不耐人寻味，难道明朝的皇帝们一个个昏聩不堪被宦官所蒙蔽和胁迫？

    实际上，宦官虽然与文官集团斗得你死我活，但却从没有对皇权形成过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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