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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不必多礼，孤今日乃是旁听，还请先生继续授课。”

    蔡吉说完便挺着肚子在蔡琰的搀扶下亦如普通学子一般坐在讲坛边潜心听田丰授课。而田丰见状倒也没有矫情，当即回到讲坛顺着蔡吉先前引用的经典语录继续讲课。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出自《管子.牧民》。何为民心？有道是，民有四恶，忧劳、贫贱、危坠、灭绝；民有四欲，佚乐、富贵、存安、生育。故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田丰最后一句“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乃是管仲从政治国的精髓所在。因为无论是对于一千年前的诸侯王还是对于两千年后的企业管理者，懂得给予就是取得的道理，都是从政管理的法宝。不过对于在场尚未涉世的学子而言“知予之为取者”的概念还是记过于抽象了一些。所以田丰便列举了齐国的一些政策来做印证。

    如此一来课时大大加长，待田丰讲完已是中午时分。不过田丰的授课虽占了饭点，众人却是丝毫不觉**。哪怕田丰已宣布下课依旧有学子留下来向他讨教学问。其中以司马孚所提的问题尤为一针见血，且处处针对时下曹操在魏国实施的诸多政策。蔡吉从旁观察了片刻，不由对这位陌生的蓝衣青年产生了兴趣。于是便遣人将其召来问话。

    不过令蔡吉稍感意外的是对方一上来竟不卑不亢地自报家门道，“河内司马孚见过君上。”

    河内司马孚？莫不是那位司马懿的胞弟司马叔达？想起河内司马三兄弟在历史上的表现，蔡吉不由上下打量了一番面前的蓝衣青年，继而饶有兴致地问道，“司马伯达、司马仲达可是令兄？”

    司马孚毫不含糊地拱手承认道，“正是。”

    司马孚的坦荡做派倒是与后世史书的记载颇为吻合。与有雄豪志。善长谋略的司马懿不同，司马孚为人温厚廉让，做事谨慎稳重。历史上的司马孚初为曹操四子曹植的文学掾，后升任太子中庶子。转而辅佐曹丕一路称帝。曹丕死后司马孚又辅佐其子曹睿，并掌管魏国财政。这期间司马孚认为要擒敌获胜，应该先有准备，每次诸葛亮入侵关中地区，边境的士兵不能抵挡。需要调集中央军队奔赴战场，仓猝间总是来不及准备，应该预先选出步骑二万部队，分为两部，以作交战之用。此外关中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物资储备不足，应该从冀州调集农夫五千人屯于上邽，秋冬训练，春夏屯田。正是司马孚的这些政策使得魏军在与蜀军的拉锯战中占得上风。

    由此可见司马孚做事讲究明刀明枪，稳扎稳打。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的时候。历史上司马懿动“高平陵事变”，政变夺权，司马孚就连同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一起屯兵司马门，控制京师。所以蔡吉相信司马孚此番冒险来龙口求学，多半还是出于家族的需要。

    俗话说得好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汉末多得是多方出仕的家族。像是琅琊诸葛家的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三兄弟现在就分别就职于吴、荆、魏三国。河内司马家在北方分裂成齐魏两国的状态下分派一个子弟来齐国也不足为奇。

    故而面对坦承身份的司马孚，蔡吉仅是淡然一笑道，“素闻司马八达才名远扬，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孤祝司马郎君在龙口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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