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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为《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为《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蔡吉答道。

    其实汉朝的官学已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一说。汉武帝就曾设立五经博士，从而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而四书则是由后世宋朝的儒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所归纳提倡。其中《中庸》和《大学》是《礼记》中的两篇。二程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

    出于对儒学的尊重以及对儒林势力的安抚，蔡吉将四书与算术和涉及天文地理的历法一起列入了预科科目。同时如此设定也在无形中将儒学定位成了预科教育，大有破除汉武以来独尊儒术的架势。当然在场的众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名士，听罢这一连串的书名之后，不用蔡吉多加解释。便已明白了她的用意。

    只见崔琰、田丰、华佗三人不约而同地都陷入了沉思。郭嘉则眼观鼻鼻观心地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倒是身为数学、天文学大师的徐岳沉吟了片刻说道，“儒、道、法、医、兵五家，家家博大精深。寻常学子怕是终其一生也难参透一家。不知学子在讲武学院如何算出师？”

    徐岳之所以会如此提问，是因为眼下讲武堂对学员的考核方式有别于寻常官学和私学。寻常官学和私学是学完经典后由授课的夫子随机出题考核。而讲武堂有统一的试卷，统一的答案，通过划分数线来决定学员是否及格出师。这样的模式虽方便启蒙扫盲。却不适合做学问。徐岳作为一个老学究自然是不希望讲武学院延习讲武堂的考核方式。

    对于徐岳提出的问题蔡吉私下里可没少琢磨。不可否认单凭蔡吉一人的知识面无法撑起一座高等学府，更不可能像后世那样做到教育标准化。所以在考虑再三之后，蔡吉最终决定还是延续传统的师徒授课模式。于是她当即便向徐岳坦言道，“孤以为入讲武学院者。不限入学年龄和修学年限，学子出师与否由授课导师考核决定。徐老以为可行否？”

    徐岳听蔡吉这么一说，自是不再有所顾虑，连连颔道，“善，善。”

    不过就在徐岳表示满意的同时，崔琰抬起头沉声向蔡吉问道。“那主上以为学院导师考核学员当以何为准绳？”

    “学以致用。”蔡吉不假思索道。

    “学以致用？”崔琰等人将目光集中到了蔡吉的身上。

    蔡吉平视着众人点头说道，“是。孤以为劳心当与劳力合一，学问当与生计合一。此乃孤创建讲武堂之本意，亦是孤对学院之期望。”

    确实，蔡吉之所以将新学馆取名为“学院”，而非更接地气的“书院”，是因为在后世“学院”一词在欧洲还有一个引申含义那就是“行会”。话说中世纪欧洲的学院起源于行会的投资。学院在接受行会资助研究学问的同时，也会为行会提供各种专业人才。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画师、石匠、铁匠等手艺人逐渐上升为了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而这种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理念恰恰正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所欠缺的。

    当然蔡吉也知仅凭学院二字，并不能改变人们固有的一些偏见。但如果不去尝试。又如何能有突破。像是兵家与墨家相结合能展出物理、建筑、机械等学科，医家和墨家结合能衍生出化学等等。

    好在汉末正是一个人心思变的年代，崔琰、徐岳等人虽都是当世鸿儒，却没有一个人跳起来指责蔡吉离经叛道。华佗更是拍手叫好，“年轻人求学就该学以致用!”

    不过众人的反应固然给了蔡吉一定的鼓舞，但是有一个人从始至终都没有话。那个人就是郭嘉。郭嘉不仅是蔡吉的席谋主，同样也是讲武堂最早的教师，他的沉默让蔡吉多少有些介意。于是蔡吉跟着便向郭嘉询问道，“不知奉孝先生对讲武学院有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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