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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荒唐而又儿戏的短暂审判就这样终止了。

    我的手铐已经被松开，也不用再坐在刚才受审的那把椅子上，而是被客气地请到了隔壁的会客室里。波斯克列贝舍夫甚至还亲自安排人给我送来了茶水和点心。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院子里的别济科夫也被带了回来。

    遍体鳞伤的别济科夫，已经无法读力行走，他把手搭在别人肩上，被两个人半抬半搀着走进来的。看到他进来，波斯克列贝舍夫有些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了笑，说：“别济科夫同志，刚才让你受委屈了！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希望你能理解。斯大林同志刚才已经亲自打了电话来，说明了情况，让我安排你们二位尽快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去。”

    别济科夫冷冷地盯着他，半天才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卫戍司令部呢？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波斯克列贝舍夫听他这么一问，不禁有些尴尬，讪讪地说：“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马上安排人送你们走。”

    我看着大内总管离开以后，关心地问别济科夫：“您怎么样了？”

    谁知道他冲我做了噤声的手势，人也敏捷地站了起来，过去关上了门，在屋子里四处转悠查看，甚至还趴在地上检查了桌下的下方。过了很久，才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对我说：“我检查过了，这屋子里没有窃听器，我们可以说话啦。”

    “哦。”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他刚才是在忙什么。我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莫名其妙地被捕，甚至还差点丢了命，便开门见山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们会被逮捕？难道仅仅是因为在护送斯大林同志去机场的路上，与绕到我军后方的那些德国人遭遇并交火的缘故吗？”

    “你今天和斯大林是坐在一起的，你有没有觉察到什么异样的地方？”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反问我道。

    听他这么一说，我回想当时的种种，发现的确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脑海里组织了一下词汇，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向他说出自己的发现：“我和斯大林同志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发现了不少反常的地方。”

    “有那些地方反常啊？说来听听。”他饶有兴趣地说道。

    “首先，我没有看见他吸烟，那从不离手的著名的烟斗也没看见他拿出来。其次，在目前的形势下，他待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作用，比单纯地到前线去鼓舞士气要大得多。而这次到十六集团军去，多少有些故意逞能和冒险的成分在内，也不符合斯大林的姓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在前线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对民心士气都是致命的打击。……”

    听到我说到这里，别济科夫连连点头，说：“您分析得很有道理，继续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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