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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睁开眼睛，发现周围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被褥。看到这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如今是躺在医院里。闭上眼睛想了一下，也没想清楚自己是怎样来到医院的，脑海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一颗炮弹在巴哈杜身后爆炸了。

    “指挥员同志，您醒了！”身边传来一个姑娘惊喜的喊声，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位穿着白大褂的年轻护士。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尤曰那亚的后方医院里。”她回答完我的问话，便一溜烟地跑出了病房。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单人病房，除了我睡的这张病床，屋子里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圈手椅。椅子上堆放着一堆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正是原来穿在自己身上的军装。

    我轻轻动了动双手，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又活动了一下双脚，还是一切感觉良好，看来我的伤势一点都不严重。我用手在全身上下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受伤的部位。

    正在奇怪的时候，病房的门打开了，小护士带着好几个医生护士进来了。他们进来后，就七手八脚地给我量体温测血压，忙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紧张的检查，发觉我的一切正常。一位戴着口罩，才用听诊器为我检查过的老军医说道：“指挥员同志，您能醒过来真是个奇迹。要知道，您在病床上昏迷一个星期，身上虽然一点伤痕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始终无法让您苏醒过来。”

    “啊？！”军医的话，把我吓了一跳，居然在病床上躺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不禁担忧地问他：“医生同志，我的身体不要紧吧？”

    “不要紧的，指挥员同志。从刚才的检查结果来看，您的健康状况非常理想，随时都可以出院。”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口气中好像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他又转身对那个小护士说：“阿妮娅，你留下来好好地照顾指挥员同志。明白了吗？”

    “明白，院长同志。”听了她的话，我不禁暗自吃惊，为了给我检查身体，居然是军医院的院子亲自出门，未免也太重视我了吧。

    这群医生护士才收拾好仪器，放心地离开了病房，只留下了那名叫阿妮娅的小护士。

    等大家离开后，我小护士把放在椅子上的衣服递给我，然后边穿衣服边和她聊开了家常：“亲爱的，你叫阿妮娅？”

    “是的，指挥员同志。”她有些拘束地回答着我。

    “当护士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是列宁师范的学生，今年刚上大二。战争爆发后，学校停了课，虽然没有人动员我们，但是大多数的同学都上了前线，我也就跟着来了。”

    “你的同学都在医院里工作吗？”我接着又问道。

    “不是的，指挥员同志。除了我和几个女同学在医院里当护士外，其余都到了前线的作战部队或者是在城市里修筑防御工事。”

    “哦。”我点点头，掀开了被子，开始往腿上套那条并不合身的男式军裤。

    “指挥员同志，您怎么穿的是男式军裤啊？”阿妮娅好奇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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