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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前方大军的节节胜利，后方民间似乎也出现了种种风潮和呼声，无非就是各种拐弯抹角的劝进和更上一部的乐观之言。

    　　其中也有一些不怎么和谐的，就是有人在试图大声呼吁和号召、煽动舆论，来反对和抵制刚刚在腹心六州颁行的《分户令》，虽然目前只限定与城邑外的广大乡里所在；

    　　理由是这样做会破坏当地沿袭日久的公俗良序，和自古来忠孝义悌的时代传统，乃至分门别户而令广大人家骨肉疏离渐远，最终令老有所养少有所赡的宗姓聚居之族，一朝崩坏而再也不可收拾；甚至有残民间亲之嫌而为古时暴秦之患，而难为长久之治世。

    　　说白了，就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放弃在传统宗族和乡党体制下，各种籍以礼教和孝道为名的隐性特权和主导舆论的解释权。不过，他们既缺少足够的群众基础（大量外来移民屯庄和编管地是不在乎这些东西，乡村里仅有的宗族残余也只剩下一些偏远、荒僻的边角地区），也没有多少可以发声的舆论渠道（无论是文抄、小抄还是各种书籍，大多要经过审查），而只能亲自在一些公众场合发出一些牢骚和非论而已，

    　　所以只是派人制造新的话题和热点，带上一波节奏之后就已然消弭下去了。

    　　虽然前一轮轮进言书的风潮再次被抑制下去了，但是通过这次建议讨论订立“国是”的前后，却是让我发现随着这些年的直接或是间接扩张，淮镇治下和体制内部也委实用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聚集和吸纳了不少南北士人；

    　　当然了，因为淮镇体系的特殊性和军队有限的侧重，他们主要都集中在相对次要一些的文教和宣传部门比较多。

    　　虽然我从先天情节和立场上不怎么鸟这些旧式文人，但无论是宣贯淮镇理念和新思想的南北论战，还是接下来计算和订立新历法的宣传推广，都少不得他们出力和参与的机会；作为一个比较合格而能够团结和发动、利用大多数的上位者，我也只能捏鼻子有限容忍和相对宽大的，接受他们继续存在下去的部分合理性了。

    　　当然了，必要的隐性限制和渐进改造，还是时常的鞭策和敲打，还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其中一些擅长嘴炮大道理的家伙，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给你带歪道沟里去了。

    　　这些年时间收录的士人名单，及其粗略的表现和评定。再配合他们的出身背景和社会关系，就会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乃至其中一些似曾相识的人名了。

    　　好吧，我的麾下不知不觉之间，还是聚拢了一些地方士人的。

    　　比如，人称白水先生刘勉之，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据说是因为厌恶科举，一生不仕，闭门讲学。不过在另一个时空，他门下徒弟中有一个叫朱熹，就实在是大大有名了。

    　　而在这个位面，他也是蔡元长所保举和推荐的旧识，残存闽地学派的代表之一；因为闽地旷日持久的动乱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而不得不夹在北上淮地谋生的人群当中，然后在昔日乡党的帮衬和提携下，在联校里重操旧业成为了一名高等讲师。。

    　　还有另一位吕本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祖籍莱州，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算是治学世家的传承。祖上自宰相吕公著之后，出过大家荥阳先生吕希哲，东莱大儒吕好问等等。

    　　哪怕在登州镇时代，也是受人尊重的治学名家，但是因为登州镇的覆灭而受到牵连，一度破家携弟子流亡海外而居无定所；直到淮镇再立而柯山梦为首的登州遗民重新安顿下来，他才得以回到故里而在对方的推荐下，进入新办未久的联校，继续教书育人治学的事业。

    　　然后，又有相熟的门人弟子、故交、同年相继慕名来投，比如林之奇，张拭、杨大异、彪居正、吴翌、赵孟、赵棠、方畴、向语、也曾是开学一方的学者、士人，则主要代表了淮河以北的北地士林遗泽；其中多数与现任的从五品下判虞司事的赵鼎，有所交好和往来当中，代表了一个比较松散的圈子；

    　　另有扬州铅山人马永卿，字大年；南剑将乐人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居士；晋陵(今江苏常州)人胡珵，字德辉；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李光，字泰发；定海（今浙江宁波镇海区）人曹粹中，字纯老，号放斋；江陵人孙蒙正，字正孺。。。

    　　却是现任八路提举学政的陆务观手下，所陆陆续续荐举和提携起来的东南治学名家和其他渊源所造。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让我注意的，则是程夫人那边推荐过来，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陆贺，他本身资历平淡无奇家里是靠开药局和蒙塾为生的，所以有几分学术又懂一些药理，正在联校当任医科的药理教师，兼职编写《唐本草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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