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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许多人都想要了解他们博学的秘密，但面对此类的问题时，劳家成员的反应却颇为古怪。他们始终坚称这世上流传着一种长生不死的方法，而所有这些学识都是那些长生不死的先人传授给他们的。起初，人们都以为这只是些玩笑话。但劳家的成员却表现得相当认真，他们甚至会在谈到兴起时神秘地暗示劳家一直保守着长生的秘密，而且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是长生不死的。当然这只是劳家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们并非长生不死，甚至都算不上长寿。因此每当劳家中有人故亡，一些刻薄的好事之徒拿来当作玩笑。而为了维护面子，劳家的成员们也不会举办丧事，只是安置一口棺材，遮遮掩掩地下葬了事。不过，也有些人颇为相信劳家的说辞——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形迹可疑的外乡人——他们经常会聚集在劳家的府邸，举行神秘莫测的仪式，或者探讨长生不死的方法。这些活动自然引来了不少的非议，但那全都是些没有根据的坊间传说，而且多半自相矛盾莫衷一是。

    　　1898年年初，饱受非议的劳家从即墨县迁到了胶澳港。不过这次搬家主要还是生意上的缘故。因为在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澳后，当时的大当家——劳铭昌的曾祖父——劳格林在胶澳做起了行栈与买办的行当，而且还成了非常有名的德语翻译。关于自己的曾祖父，劳铭昌有着较为详细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劳格林在青岛有着众多生意伙伴与广泛的关系网，因而在各式各样的档案记录里都能看见他的名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经历与后来发生在劳铭昌身上的事情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检查劳铭昌留下来的文件时，我曾见过一张劳格林的黑白照片。照片拍摄的时间已经不可考了，但那里面的劳格林看起来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浅色的长袍与深色的马褂，留着辫子，头戴一顶瓜皮帽，脸上流露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面对照相机时常有的局促与迷茫。由于年代久远，影像并不算清晰，但照片里那个人依然给了我一种很难以说清楚的奇怪感觉，就好像那是某些早已被淡忘，而且最好不要再提起的事物。

    　　当时，劳格林在青岛河附近购置了一座小院，然后陆陆续续地将全家二十多口人全都接到了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这次搬家并没有改变劳家一贯的举动。在1898年到1905年间，负责治安的德军巡防队经常于午夜时分在码头上抓住行迹鬼祟，试图驾驶渔船偷偷出海的劳家成员，仅记录在卷的档案就多达八份。起初，德国人也怀疑劳家在参与走私活动，然而他们从未在那些渔船里发现任何值钱的物件，也没有找到走私船上常有的夹层。因此德国方面虽然经常扣押渔船和船上的乘员，但只要劳格林缴纳罚金出面担保，也没有惹出太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前往劳家探讨长生之术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俨然发展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秘密团体。在1903到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甚至打出了一个“长生道”的名号，成为了半公开的教派。

    　　在这一系列事情中，最让劳铭昌感兴趣的是曾祖父劳格林的态度。或许是为了顾及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虔诚的德国基督徒们——的感受，劳格林一直尽力与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整个“长生道”保持适当的界线，并且经常出入商馆与行会，广施善举，一直试图树立良好的形象。1903年的夏天，他还与另几个商人出资在青岛河上修了一座石桥，以方便港口货物与码头工人的往来——这座桥在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了，不过桥上的功德碑却被当时的一个德国记者拍摄了下来，照片里还看得到劳格林的名字。到了1904年，他的行栈生意已经在青岛港内占据了相当的份额，而他本人也在青岛市中华商务公局里兼任了董事的职务。但在私底下，劳格林似乎也涉足了某些神秘的活动。有些当时留下的书信显示，劳格林似乎经常委托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国外搜罗特别罕见的神秘著作，或是购买一些神秘的物件。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1902年。那年秋天，劳格林买下了自家小院周围的地产，并且找来了一群外地工人对院子进行了扩建。这项工程持续了将近三年半的时间，等到1906年开春的时候，那几间平房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大院。院子里总共有三座欧式风格的小楼，但整体的布局却是按照传统的三合院形式修建的——从院门进去就是宽敞的庭院，庭院的北面是一座两层高的主楼，两侧则是两座单层的厢房，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结构。三座建筑都是用的都是崂山采的花岗岩，而且据说还得到了德国设计师的参考。但很多人都觉得那座院子的院墙修建得太高大了，将整座宅子围得密不透风，就好像要提防外人窥视一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与劳格林熟识的人在书信里提到了一个很难引起外人注意但却非常奇怪的现象——劳格林为了新建大院而开挖的土方似乎太多了一点。根据他们的观察，劳格林肯定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地窖，因为工人们运走的泥土似乎远远超过了修建三座小楼所需要开挖的地基土方。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证实，一来，那些院墙太过高大，因而在施工期间没有人能窥见院子里发生了什么事请；二来，劳格林在大院完工后就立刻遣走了那些从外地雇来的工人，所以其他人根本无从打探。

    　　然而新居的落成似乎标志着劳家内部出现了新的转变。一方面，劳家成员夜间出海的鬼祟活动突然停止了。虽然坊间仍然流传着过去的故事，但1906年往后的租界政府档案里却再也看不到任何巡防队截获劳家渔船的记录了。另一方面，“长生道”在这段时间里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甚至将劳家的新居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吸引了不少青岛地区的居民也投身进了他们的活动中。许多附近居民和晚上打更的人都声称自己在夜深的时候看到有形迹可疑的人出入劳家的院子，或是听到那些刻意加高的院墙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那像是一大群人发出的、没有内容的狂野呼喊，还有一些杂乱的、带有旋律的哨声和其他乐器的声音，让人不祥地联想到某些流传在沿海地区偏僻村庄里的古老请神仪式。即便在白天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在劳家大院的周围闻到奇怪的臭味，或者看到工人抬着密封的箱子出入大院——至于箱子里是什么，就连搬运的工人也不知道。

    　　而在这种情势下，作为劳家的一家之主，劳格林似乎也丧失了控制事态的能力。许多与劳格林有来往的德国商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公开或含蓄地提醒自己的生意伙伴应当制止那些发生劳家大院里，令人不安的古怪活动。虽然劳格林也全都答应了下来，但那些午夜里的古怪声响并没有就此消失，那些徘徊在院子周围，形迹鬼祟的外地人也不见减少。随后，在1907年年底到1909年年初的那段时间里，几个青岛本地的“长生道”信徒神秘失踪的案子又给劳格林的生意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即便租界政府与巡捕局并没有发现失踪案与劳家——或者“长生道”——有什么明显联系，但许多没什么见识的居民都相信这是劳家与“长生道”的信徒正在举行某些神秘的祭祀；而另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则将民间的流言与劳家大院里发生的事情斥为愚昧无知的迷信。1908年的时候，更有几个知识分子还在《胶州报》的《论说》专栏里发表文章指责劳格林等人“夜聚晓散，妄求长生之术，实则诳诱愚民，谋财害命也。”

    　　多方影响之下，劳格林的行栈生意自然一落千丈。许多原来的友人也刻意地与他疏远了关系，而那些迷信的居民们更对整个劳家怒目相向。然而，在仅存的几个还与劳格林保持来往的朋友看来，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商人似乎不再关注公众们的看法了。在那段时间里，他变得越来越焦躁和恐惧，但却绝口不提与劳家或是他自己有关的任何事情。越来越多的钱被花在了一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像是从国内和海外搜罗神秘的古籍，或是会见某些奇人异士，而那些真正应该关注的生意则全都被抛到了一边。

    　　1909年年初，刚过春节，劳格林又做了一件令所有人都困惑的事情。他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儿子——也就是劳铭昌的祖父——年仅五岁的劳斯惟送去了东北，托付给了奉天府的药材商人王志承。虽然劳格林对外宣称这是为了让劳斯惟从小跟随王志承长大，学习药材经营的门道，但这个借口即便在今日看来也站不住脚。因为不论是开始学习接管生意的长子劳斯明，还是已经年满十六岁的次子劳斯德，都比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更适合学习经营药材生意。对于这种毫无道理的安排，喜欢议论的闲人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人觉得这和劳斯惟的身份有关——因为劳斯惟是小妾的儿子，而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正妻一直想将他送走；也有人觉得劳格林只是找个借口让他出去避一避而已。可是没有人料到，这件事只是一桩更大变故的序曲。

    　　对于劳家在1909年之后的历史，劳铭昌起初了解得并不多。他只是注意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青岛档案馆里收藏的1909年之后的历史材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与劳格林，乃至整个劳家，直接有关的记录。就好像这家人突然凭空消失了一般。而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后，他又在收养了祖父劳斯惟的药材商人王志承1910年写给另一个生意伙伴的书信里找到了这样一句带有不祥蕴意的话：

    　　“兴长之事，君必有所耳闻。那日兴长将斯惟托付于我，怕是料到有此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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