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他们摘录几十段佛语，辑于一册，即是《四十二章经》。

    另外，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一开始就被皇家供养在庭院中，所以佛陀规定的僧团必须托钵乞食，住在阿兰若处等极重要的规矩，就没能在中国实行。

    又因为当时同时发心随两位法师出家的人太多，一时间没有那么多染衣，于是从一开始汉传佛教的僧众就没能统一着染衣。

    以至发展一段时间后，就都穿了长袍。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最初的缘起就有其先天性不足：因皇家求世间福报而进入，最能表法的托钵、披衣制一开始就没确立。经典极少，翻译亦存在缺陷。

    从明帝起直至汉末，佛教基本只在上层社会小规模内传播，而且绝大多数人把它当成了求福之法，而未了解到它是能令人了生脱死的实修之宝。

    这种情况在外国僧人不断进入，大量佛经被不断翻译出来后，才渐渐有点儿改变。同时，佛教也从皇家上层渐渐渗透至民间，建寺供养者也多起来。

    至东汉末桓、灵二帝的时代，西域僧人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国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国来，竺佛朔从天竺国来，康孟详从康居来。

    由此译经事业渐盛，佛教的普及范围也渐广。

    东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

    安世高本名“清”，是安息国的太子，博学多识，信仰佛教。

    当轮到他即位的时候，他却让位给叔父出家修道去了。

    此人精研阿毗昙，兼习禅定，游化西域各地，闻名一方。

    东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各译师翻译的经典涉及大小乘，包括止观、阿毗昙、佛传、般若几方面。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

    “文”是指翻译时以文辞优美、适合本土习惯为主，“质”是指以传达原意精准为主。安世高、支谶等译师，大多采用质朴的直译，文采比后代优秀论师差些。

    教自传入中国，王公贵人中，楚王刘英为历史记载中最先祀佛的人，他曾为佛斋戒祭祀，并曾奉缣帛替人赎罪。

    但他对佛之认识仍十分粗浅，既信佛，却又诵黄老之微言，且曾把佛与孔子、老子一齐祭祀，他又与方士交往。

    可见此时汉人之对佛，是把佛教视为一祭祀方术，以为其学说只是鬼神报应之说。

    当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入，首先要在当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点。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