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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兴元年七月，镇北大将军卫朔再三派人到陇山中延请杨轲、辛谧、索袭出山，盛情难却之下，在陇山上隐居的三个大才只好坐上马车前往长安。

    汉末至魏晋时期，由于政权交替频繁，政治斗争残酷，稍有不慎有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越是有名望的人，越容易沾染上祸患，如孔融、嵇康、潘岳之流无不是因卷入政治斗争而惨遭灭门。

    因而，在这个特殊时代里，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隐逸文化现象。

    “隐逸文化”最直观表现就是一大批名士纷纷遁迹山林，不问世事，当起隐士。

    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

    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在这一大批隐士当中，虽有像诸葛亮、王猛、谢安这样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绝世大才，又有像陶渊明这样妙笔生花的文人雅士，但大多数都是沽名钓誉、浪得虚名之辈。

    杨、辛、索三位是西晋末西北有名的隐士，其才华不在于治世安民上，反而各个都是善属文、教书育人的学问大家。

    随着辽东军收复整个关中，各地大学堂正在筹建当中，急需名士大家坐镇。

    故而，卫朔才再三盛情邀请杨、辛、索到长安来。

    为了招待好三位陇山隐士，卫朔还把曾隐居商洛山的大儒董景道、台产、续咸三人请来作陪。

    华灯初上，到了开宴时间，卫朔连忙邀请众人入座。

    随着辽东实力越来越高，前来投奔的名士大家也越来越多，而每次举行宴席时，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众人纷纷谦让，找到自己的位置后坐下。

    紧接着数以百计的签约女婢男仆，在酒席间穿梭往来，为客人捧菜添酒。没过多久，大堂内气氛热烈起来。

    因为是为隐士举办的宴会，显得隆重而不热闹，采用目前流行的双席制，足足筵开三十多席，直摆满了整个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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