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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承秦制，重军功，尚黑，汉初又提倡无为而治，不扰民，不贬低商人。直到汉武帝时期听了董仲舒的话，这才独尊儒术，有了一些限制人的律法，比如限制人们的房屋不能比皇帝的房屋高；又限制庶民只能穿麻衣，不能穿戴丝质以上的衣服，更为荒谬的是把人的等次严格划分，所谓的士、农、工、商在周朝就有了，但是没有写进律法，也没有高低之分，不看低任何人的职业，只是用来称呼人们的百业。

    汉武帝想要中央集权，而当时所倡导的是黄老无为，他要与匈奴作战，只有更改当时的观念，他要改变现状，认为不能只让匈奴侵袭汉人，而汉人只能坐以待毙。

    当时的百家，只有儒家向汉武帝提倡中央集权，惟君主权力至上的学说，而其它都没有一套符合汉武帝想要的说法，儒家正是看到了武皇帝想要改变现状，这才抓住机会推销自己的思想，其实——按照现代人的说法，那只是一些与推销员同等意义的人，只不过儒家卖的是思想，有‘学成卖于帝王家’这个说法作证，也就是说，儒生努力了一辈子所追求的不过是名声和地位。

    汉武帝需要儒家的思想，只有采纳了董仲舒的话，执行了儒生们规划出来的制度，这才能完全的建立起君权至上思想。而董仲舒非常重视的那套‘天人感应’却没有被汉武帝采纳，这让董仲舒失望的辞官而回，但董仲舒没走远，就定居在长安，时刻迫切的希望被召唤。

    但是非常令董仲舒失望的，当时汉民族所庆幸的，汉武帝没有再要求董仲舒入朝，也没有完全执行董仲舒建立的制度，比如董仲舒说的‘武人粗痞，堪当凶器，不足以谋’，其实这也是汉武帝采用儒家制度，但不希望董仲舒入朝的原因，那时汉武帝需要武人们去抗击匈奴，开疆扩土。

    汉武帝刘彻执行的是儒皮法骨的思想，但是在秦王朝的教训下他不能这么说，所以也才有了儒家记载的独尊儒术，废黜百家的说法谁也无法证实，儒家的记载也似乎有点空洞，因为从汉武帝后，史书都是儒生来写，而写史书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好恶和定义，只能当作一家之词。

    在数代儒生的努力下，汉民族终于走向了一条坎坷的道路，至汉武帝后，皇帝们开始相信天人感应，相信不能轻易动刀兵的说法，而且话总是只说半句‘兵者，凶器也，国之虽大，好战必亡’无数大儒自动把后半句无视，全句是‘兵者，凶器也，国之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因为崇尚武功统治社会的文人们就没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很多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至少作者喜欢这句话：兵者，国器也，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之虽小，好战必兴！

    汉武帝晚年告诉自己大儿子刘据：“儒生，能用，但是不能重用。儒生大多只会夸夸空谈，只适合当谏官，不能当重臣。”

    武帝是说，儒生只能帮忙出出主意，要让他们去办事，他们只会弄砸，弄得更糟糕。据记载，腐儒这个词也是出自武皇帝金口。

    太子刘据不信，做出了反驳，结果汉武帝让刘据找来他门下最优秀的儒生，问他，“给你一个郡，能管吗”，那儒生答，“不能”，汉武帝又问，“那一个县呢？”，儒生吞吞吐吐答，“不能”，汉武帝大笑，“那一个哨卡呢？”，儒生迫于压力终于答“或许能”。

    武帝让那个儒生去边疆管理一个哨卡，结果儒生到任一周，理想化的把原本所有的布置全部改成自己想要的。他只任了七天哨长，第八天，也就是他改完布置后的那天，匈奴人冲进了哨卡把所有人杀死了。

    武帝得知后，详细问清楚了情况，知道儒生把所有布置改变，导致七十余名汉人军民被杀，又听说朝内的儒生和太子都反对继续与匈奴人之间的战争，认为应该继续执行和亲国策，气得武帝怒吼：“那几十年的仗不是白打了！？朕把匈奴驱逐三千里有什么用！！腐儒夸夸其谈，太子夸夸其谈！朕真应该替为国尽忠的将士们把你们全部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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