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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起身，昂首阔步的穿过几个实习生的目光丛林，朝门口走去。因为走得匆忙，不小心撞在一张桌子角上，发出吱嘎的一声响，引来所有人的目光，他本来就不是十分平静的心里开始有点乱了。项目出了什么问题，他已经大致清楚。前几天胡景润丢给他一张报纸，在一堆密密麻麻的铅字中间他看到了一条简短通讯，国外一家实验室已经完成本项目的研究，跑在了前面。这就意味着国家如此大的投入都白费了，我们已经输了。

    同样，在胡景润的点拨下，他恍惚的明白，国家不能白白的损失这么大的投入，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关键还有这么多的“精英”耗费无法比拟的脑细胞。

    要问责！

    不管原因何在，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马年来跟着院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一路来到坐落在院西南角的二层招待所小楼。小楼与院停车场被一片密密麻麻的竹林分隔开，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曲曲折折的伸进竹林中，有种“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的味道。招待所是不对外营业的，由院办公室负责主持着，主要用于客人的招待。一般人是没有机会到这里就餐的，更不要说是入住。马年来也是在刚刚进院的时候，有幸陪同导师在这里吃了顿饭。小楼外面是那种红砖白灰条的模样，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所谓的苏联的红房子——这种房子曾经在武钢的红钢城一带有很多，只是如今都已经拆的所剩无几。红红的砖墙上爬着爬山虎类的绿植，被人为的修剪过，只有稀疏的几条主茎窜上房顶。

    两个工作人员把他送到小楼的大门口就被一个正趴在吧台上和小姑娘逗乐的年轻男人接管。跟着年轻男人穿过两个紧闭房门的包间，他们径直走向东侧的小会议厅。年轻男人在两扇红彤彤的实木门前站住，弓手在上面轻轻地敲了三下，门里面传出一个请进的声音，他便推开一条门缝，示意马年来单独进去。

    马年来的心扑通通跳的有些厉害，这是什么样的阵仗，怎么感觉起来都有点像是反特题材电影中的情节。椭圆形的会议桌的一侧坐着六七个人，没有话筒，没有茶具，没有鲜花和瓜果梨桃，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沓子厚厚的纸张，他进来，有的人根本没有抬头，而是继续在纸上刷刷点点的写着什么。一台摄像机架在白板前面，机器顶上一个红色的小灯亮着，表示机器是运作的。

    马年来自觉的走向对面，在一排椅子中较近的一把上坐下。还没容他看清对面的每张面孔，已经有人开口说话：“马年来同志，对吧！我们只是例行的问询，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你只需要如实的回答就可以了。我们的谈话将会被录音，不过你可以放心，这只是一个例行的监督，我们的任何谈话内容都不会被泄露出去，即使是你们院长或者更高级的领导都没有权利查看我们的谈话，所有请你完全放心，一切实话实说。”

    这个节奏不是很好，马年来感到绝对这个项目的问题没有被别人赶超这么简单，说不定——他突然意识到——泄密，出卖情报。也只有这样的情况才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结果，那个把机密泄露出去的人又是谁呢？这个项目的保密工作不能说不够严格。独立的办公楼，电子锁的门禁，屏蔽的手机信号，独立的电脑与外网完全的物理分离，独特的数据接口设计与配套移动数据设备，再加上保卫科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和武警全天候的值勤，想来监狱中也不过如此罢了。

    “你对项目最近出现的问题怎么看？”

    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人头也不抬的抛出第一个问题，单刀直入。马年来斟酌着，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他谨小慎微的偷眼看看斜对面负责记录的另一个中年人，嘴唇蠕动两下，终究没有发出声音。花白头发的中年人停下笔，一双清澈冰冷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等待他的答案。

    马年来有意的避开那双眼睛，在心底里盘算着，可是对方丝毫不给他过多思考的时间，中年人接着问：“项目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说说吧！”

    “马年来同志，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我还没有做自我介绍，本人是负责这个项目的专案组组长，我姓张，你可以叫我老张。想必项目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不会没有什么想法吧？有什么说什么，不用拘谨。”

    这个张组长很是老道，只言片语间就撕破马年来的心理防线。其实马年来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觉着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对项目有害的事情，就抱着身正不怕影子斜的理念把自己能够想到的和猜测的一股脑的吐出来。当然，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不管这姓张的如何引导，他都不把具体的猜测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这就应该叫做人后莫论人非，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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