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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十八年，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刑部尚书徐乾学“买慕天颜无锡县田一万顷“，就是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有至少一万顷田产。

    上述这些土地兼并的论述，大多不可信。文人撰文，多有夸张。譬如诗人所写的：“白三千丈“。人的头，三尺就很长了，怎么可能有三千丈?

    但是，为了渲染，就不顾客观实际夸大其词。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如董仲舒等人，夸大其词在所难免。

    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文人的泛泛而谈，根本不是科学的表述，他应该指出某地富者占田多少贫者占田多少，告知土地兼并的具体数据。

    至于为了打击对手而无中生有的栽赃，这是传统官僚最为擅长的手段之一。譬如，清朝的许三礼说慕天颜、徐乾学先后拥至少一万顷田产，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

    吴廷璆的统计指出，清朝具有千顷以上土地的仅有4户，即和珅、百龄、陈朝玉、陈元龙。其中陈朝玉拥有的沙田，折合良田不一定上得了千顷;剩下的三户都是官僚，他们的田产面积是弹章所提供的，或是估计数字，其中虚数不少，不一定有那么多田。能有千百顷土地的，在整个清代也是凤毛麟角。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张嘉师就只能表示呵呵。

    也许在清朝时期，土地兼并的头领者的土地占有数量不少，但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清朝用于供养旗人的土地事实上不在少数。

    清朝入关之前，由于“地土未广，民力维艰”，满族八旗除了“三丁抽一”、当兵打仗外，还要负担极为繁重的名目众多的差徭.清太宗皇太极曾对汉官说:“满洲差徭之多，实逾尔等(汉官)三十余项也.”旗人的负担如此之重，生活之艰辛就可想而知了。

    但入关后，清廷对旗人在生活上给予多种优待：“国朝列圣之厚八旗者至矣”。

    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免去了他们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同时给口粮赡养家属:七岁以上就给予全粮，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因为他们不劳而食，坐享其成，如“待哺之鸟”。

    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了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由于八旗兵丁离开了东北故土，加以军事职能的加强，为了使八旗兵丁冲锋陷阵而无“后顾之忧”，清统治者实行计丁授田的“圈地”政策，“圈顺天、永平、保定、河间之田”，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五年，在北京周围五百里的几十个州、县，进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田166838顷。

    仅顺治四年正月一次圈占的畿辅四十一县沃土就多达99.37o7万顷，这种圈地活动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四年。

    除八旗贵族占有的皇庄、王庄以外，“顺治元年十月户部奉谕: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朝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凡殁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概行清查……三年三月，议定此项钱粮照数永免。

    据乾隆六十年田数，内府三旗庄田一百二十七万八千八百亩。宗室庄屯田一百三十三万三千八百二十七亩。”

    八旗各军也分得了大量的份地，“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给地一千四百零六万六千八百六十二亩，初以圈地卖与民人者。雍正七年，官为取赎，其官赎之田。乾隆四年，议许壮丁具呈领买，其价银以五年钱粮分限扣交。壮丁领买者，限以五饷，计三十亩。其五饷之价，上地银四十八两，二等三十八两，三等二十八两，四等地十八两，荒地十二两。”

    按照规定，当时，“每壮丁分给五饷，饷六亩”。但实际上，绝大多数旗丁所获得的都过或远过此数。因为“凡圈民地……所至村庄，相度吠亩，两骑前后率(户)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饷……饷者，折一绳之方广，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

    和关外情况不一样，清统治者采取另一办法，就是给八旗官兵放俸饷，旗人的俸饷“按月支领，如遇闰月，照兵丁例，一体支给闰饷。”到康熙九年，八旗前锋、护军、领催和披甲的月饷基本上固定在四两和三两的标准上，“

    清朝马兵月支银二两。米三仓斗。步兵月支银一两五钱。米三仓斗。马春冬月支草干银一两二钱。夏秋月支银六钱。”“马甲每月给银三两，护军每月给银四两。皆每年给米四十八斛。核其数则数口之家，可以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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