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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实上的是，清朝的永不加赋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废除三饷”同样也是如此：

    而即使是在刚入关的满清政权，多尔衮布诏令，指责明王朝行“弊政”、“疵政”，加派“三饷”害民：“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

    此外，官方“召买粮料”只给百姓市场价格的五分之一，交纳衙门之时“又有奸人包揽，猾胥抑勒，是三饷以外重增一倍，催科巧取殃民，尤为疵政”。在“弊政”、“疵政”之下，“百姓困穷”，没有活路了。既然明王朝让老百姓活不下去，那么，它就不配享有上苍的眷顾，灭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嘛，说的比唱的好听，谁不会？

    “永不加赋”是针对农业税而言的，从历史记载来看，清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从康熙后期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农业税保持了一个定额，的确没有增长。但是，这只是正式税收，而不是指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实际负担，除了正式税收，还有非正式税收，即税外收费。

    康熙时代，税外收费已经很严重了。一位名叫6世仪的官员曾经议论说：“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漕粮的正式税额是4oo万石，但老百姓的实际负担却高达14oo万石，这多负担的1ooo万石，只能算是加赋，而且远远高出正式税额。所以，即使国家正式税收没有增加，都不能说明没有加赋。更何况到了晚清，面对财政压力，国家正式征收的各种农业附加税远正式税收，如四川在康熙后期的田赋正额不到67万两银子，而到了清末则实征42o余万两，“永不加赋”的祖训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康熙是一个爱面子的人，为了博一个仁政爱民的美名，一方面宣布“永不加赋”，一方面对官吏税外收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雍正接过权力棒，他觉得不能再听任地方官员们胡作非为，而要定一个规矩，限制征收额，同时改费为税，这就是“火耗归公”改革。这项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就受到了质疑，因为“火耗”的性质是“加赋”，“归公”等于承认了“加赋”的合法性，而这是与“永不加赋”的承诺相违背的。

    质疑者说：“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这个质疑后来一再得到验证，雍正之后，乾隆、嘉庆、道光在接位之初，都有官员提出类似“火耗归公”的建议，实际原因，就是费改税后，又有新费产生，越改越多，这就是“黄宗羲定律”。

    客观地说，社会在展，物价在提升，一个王朝不加赋是应对不了社会变化的，所以，关键的地方不在是否加赋，而在加的赋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为增加公共服务，还是为官吏个人私利？应该反对的，是后者。而中国历史上的加赋，恰恰是后者。

    而黄宗羲定论也许没有什么人认识，但是换一个词汇则是有可能有更多的人听说过，那就是：积累莫返之害。

    积累莫返之害是一个社会现象，指的是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原先改革目的反面。

    历史上税费改革比如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一条鞭法’、清代时‘摊丁入亩’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准，走向原先改革目的反面。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将这种情况称为‘积累莫返之害’，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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