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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策?卫鞅亡魏入秦》记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使秦国的实力在短期内得到迅提升，成为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赵策?武灵王平昼闲居》讲述赵武灵王把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达到“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的效果；《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通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的道理讲述了人才战略在国家展中的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策士们非常清楚国家力量在对对外关系中的基础地位，他们的思想也无一不是从展实力出，通过壮大自己来“布德”，扩大影响，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外交思想也并不排斥理想主义成分，这与当时的主流社会文化和儒家、道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但这非但不能表明他们脱离现实而谈道德的乌托邦主义倾向，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其勤修内政、富国强兵的自强精神。

    谋略向来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领域中的核心要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智慧，在社会动荡、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尤其如此。

    《西周策?秦败魏将犀武于伊阙》中描述了赵国在秦国即将攻打西周的时刻保存周王朝，从而使赵国在秦魏两国之间受到重视，体现了其权衡利弊，在夹缝中求展的生存之道；《魏策?五国伐秦》中生动地体现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各国为保全自身而在外交中采取的极为务实的态度和为了现实需要不断更变邦交策略以应对潜在威胁的策略。

    战国策士们往往能通过生活中的事例来影射国际关系，提高自身主张的说服力，一些家喻户晓的成语也出自于此。精于谋略，合纵连横的博弈思维得到广泛运用，这种思维方式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借鉴。

    《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通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终身不得安”的道理阐述了外交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楚策?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赵策?苏秦从燕之赵始合纵》、《赵策?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等等通过记述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策士们游说于各国之间，宣扬各自合纵、连横的主张，充分表达了策士们根据自身的立场所作出的对形势的推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张。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对“有道”的一种理想主义向往，也是当时看待国际形势的基本视角，这种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审视特定时期内一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在“礼崩乐坏”的动乱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对深入洞悉时代潮流是确保政策正确的前提，而且对“时”的把握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是人的力量的体现，跟“策”的本质一脉相通。

    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都认为：“和”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使之更好挥作用。

    由于受到儒家、道家、墨家等学说的影响，自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诞生了“以人为本”思想的雏形，即早期的“民本”思想。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也都把民众的利益安危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无形中为“和”文化的传播与深入创造了可能。

    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深受各家学说的影响，接受了“大同”思想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广泛运用，在主观上创造了“和合”文化的生长土壤；策士们为追求自身的功名，往往在不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国君，在为某一个诸侯国服务时也会游走于各国之间，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战国时期各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各异，合纵连横一直持续到秦统一六国。

    这种复杂局面随着时间的不断改变从而在形式上不断刷新着不同文化的输入输出方向；而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不断扩大，人员、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势必阻碍了经济的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求和平安定和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从而在本质上和合文化的坚实根基。

    和合文化在外交上无形地融合了战国时期周王朝与各个诸侯国，各诸侯国之间乃至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也是我国古代外交思想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至今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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