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二里头车辙推测马车的生，在论述上失之严谨。从车的角度讨论中国马车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出点。四轮或双轮车，犹如斧、刀、陶轮、纺轮、农产、陶器等，都是人类利用常见自然资源明的工具和用具，各地区的不同民族基于相同的生活需求明相同事物，其来源未必涉及文化交流和传播。

    不同文化各自展出两轮、四轮车辆实属自然之事。欧亚有轮车，未必都要追溯至最早明者，如两河流域北游Tepe-gara遗址的四轮车同理，公元前26-前24世纪苏美尔的双轮车，恐怕与偃师车辙或殷商马车之来源亦无关系。

    要解决马车的起源问题，讨论挽力似乎比讨论车型问题更为重要。古代使用人力车和羊（牛、驴）力车，通常不会涉及人群移动。因为养牛的族群主要仰赖农耕为生，故牛车多是农用车；至于人力车，通常也用于农耕或贵族活动。但自青铜时代组成的乘马族群，既不是为了农耕，亦不单是为了畜牧。练习马术，是因为他们以狩猎、战争为主要生活方式，需要不时到远方征战，占据其他民族的农产和牧产，或占领农耕文明的城国。与人力车、牛车的用途大不相同，马车利于作猎车和战车。

    马车的来源牵涉到驯马的历史，必定受限于自然马的原居地，亦即亚洲草原，而创马车的族群亦当是草原族群。现代中国北疆草原一带，甘肃齐家文化晚期遗址曾现过马骨。这一区域近于古代草原人的生活范围，北方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交界，互相来往，彼此影响，甚至部分甘肃齐家文化遗址可以归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属性。

    因而学者林梅村认为，中国乘马技术源自西北齐家文化。但王海城已充分证明，在甘肃齐家文化遗址现的少数马骨与殷商驾车无关，两者的文化属性、时代、族群来源都不一致，不宜混为一谈。

    袁靖等动物考古专家也认为齐家的马骨与商代晚期的马政起源应无直接关系。

    驯马和马车的传播过程，应经过不同的族群参与而得以完成，因而更加复杂多元。

    目前资料显示，中国境内极少现驯化马匹的遗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包头市转龙藏细石器文化遗址的兽骨坑，坑中只有狍鹿是猎得的野兽，此外的狗、羊、马都是家畜。

    殷商之前的内蒙古遗址中，迄今未曾出土野马或家马的骨骼。

    中国草原细石器狩猎文化的时间很长，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商代都有这样的部落。转龙藏遗址未作年代测试，所以我们无法知道内蒙古出现家马骨骸的年代。

    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草原区域则属于亚洲草原狩猎或游牧族群生活地区，与上古农耕文明无关，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其中还有不少族群未与中国来往。

    据2o世纪3o-5o年代的考古报告，在一些农耕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零散的家马骨，这些讯息使人们以为华北早已驯养家马，甚至已有马政。

    但学者安岚先生对此提出疑问：“我国最早驯养马的地区应该是蒙古野马生活的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最早只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但有人认为不是家马。”

    我们必须了解，几十年前的考察并不包括遗传学的检验，所以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这些零散残缺齿骨就是家马齿，应重新测试确认。即使认定它们为家马齿骨，但遗址中出现单一骨骼碎片，其背后亦可能存在许多无法确知的原因。因此，这项孤证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

    同样，1998年陕西渭南市华县南沙村遗址灰坑现的两具马骨架，亦不能视作青铜时代早期马政的根据，何况考古学界对该遗址的年代仍存有疑问。若遗址中未现马粪，就不能得出存在马匹豢养的结论。这些遗址中的马类骨骼，极有可能是往来行旅所携带，或是当作祭品、礼品之用的食用马肉块遗存。

    商代早中期遗址中可见许多动物骨架，却未见马骨。中国的马政起源于殷墟时期，其他地区所现的马坑，都属于商末周初的年代遗址。

    由此可见，马车最早应出现在盘庚之后的殷商时期，而商末之前只有殷商王家掌握马车。

    在古代农耕文明中，明轮车应该比广泛驾马驶车的时间早一千余年。驯马的草原民族甚至可能是从南方文明中吸收了轮车的制作、驾驶技术，但使用马拉车则只可能在养马族群中生。

    只有驯化马匹的民族，才可能拥有革命性的新武器和交通工具，那就是可以快横跨几千里到达远方的马车。

    而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商周交际之时已经有了马匹牵引的战车的记载。但是这一个记载与以上的内容并不冲突。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