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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哥舒翰领兵征伐安禄山之前，唐玄宗让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御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唐军一路败退，洛阳失守，只得退守潼关，坚壁不出。

    唐玄宗接受不了这样的挫折，又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诬陷，派人将封常清、高仙芝斩示众，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病废在家的哥舒翰，虽然哥舒翰以身体原因极力推辞，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唐玄宗又让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领军二十万，赴潼关拒敌。

    临行，唐玄宗亲自饯行，让百官到郊外相送，又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哥舒翰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哥舒翰据守潼关以后，因为身体原因，难以处理日常军务，遂委任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大局。田良丘不敢独断专行，就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互不服气，常常争执不下，不肯好好配合，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统军又“严而不恤”，唐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

    此时，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军接连大败叛军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被张巡阻于雍丘，南下又被鲁炅阻于南阳，安禄山腹背受敌，一度打算放弃洛阳，回老巢范阳固守。

    潼关在哥舒翰的经营下，固若金汤，叛军主力对潼关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延续半年之久，都劳而无功，西进长安的目标变得十分渺茫。

    哥舒翰乃一代名将，对当前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安禄山虽然占据了河北广大地区，但手下尽是蕃将胡人，所到之地烧杀抢掠，百姓决不会归心。

    如果唐军坚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一定会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到时趁势出击，大局可定。当时形势也确实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重新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杨国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不断派中使催促哥舒翰。

    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安禄山久在军中，精通兵法，现在有备而来，利在战。叛军暗藏精锐，以老弱病残引诱我军，肯定有诡计，如果我军轻出，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到时悔之不及。”

    唐玄宗此时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哥舒翰的金玉良言，反而严词苛责。

    唐玄宗以“贼方无备”为由，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使者“项背相望”，给哥舒翰造成极大压力，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哥舒翰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

    天宝十五年阴历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唐军驻扎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叛军依山傍水精心布阵，只等唐军闯入伏击区。初八，决战打响了，王思礼率五万精锐一马当先，庞忠等人率十万大军紧随其后，还有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叛军故意示弱，队伍不整，唐军果然中计，一路前行，被诱进隘路。山上无数滚木檑石如冰雹般砸下，唐军在隘道上却没有周转余地，死伤枕籍，遭到重创。哥舒翰眼见大势不好，急令毡车在前面开路，叛军早有后手，把数十辆点燃的草车推下山谷，很快烈焰熏天，唐军看不清目标，只知道胡乱放箭，直到日落时分，弩箭用尽，才现没伤到敌人分毫。

    此时，叛军统帅崔乾祐命令精锐骑兵从唐军背后杀出，前后夹击，唐军根本挥不了人多的威力，乱作一团，溃散逃命，掉进黄河淹死的就有几万人，绝望的号叫声惊天动地。黄河边的唐军争相挤上运粮船，由于载，几百艘运粮船最后都沉入了黄河河底。

    剩余的唐军把军械捆绑在一起，以枪当桨，划向黄河对岸，最终上岸的士兵仅有十分之一二。潼关城外挖有三条堑壕，均宽二丈，深一丈，逃回的唐军坠落其中，很快就填满深沟，后面的人踏着他们的身体，才跑回潼关，哥舒翰清点人数，二十万大军，仅仅剩下八千人。

    叛军潜锋蓄锐，引诱唐军弃险出战，决战之际，又假装不敌，引诱唐军进入埋伏圈，使哥舒翰遭到平生未有的失败，他常胜将军的声名，也因此付诸东流。

    事实上，以哥舒翰领军作战的经验而言，何尝看不到这种计策？

    但是对于他而言，固守下去的下场不会比封常清跟高仙芝好得到什么地方去，而主动出击虽然很有可能会输的很掺，但是毫无疑问好歹还有一条生路……

    可以说这是一个让哥舒翰根本没有选择可言的局势展，最终导致哥舒翰兵败潼关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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