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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车是战术性的武器，而骑兵变成了战略性的力量，战争并不一定是双方拼得你死我活的硬撼.军队的机动性在战略方面表现得更好.中国在唐朝以后之所以对游牧民族的战争屡显劣势就是因为失去了产马地，部队丧失了机动性，只能固守，无法追击.

    没有机动性的军队虽然规模庞大，但是无法寻歼敌主力，反过来，具有高机动性的骑兵，总是能获得战场主动权，并能够在战斗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安全撤出战斗.同样道理，战车的机动性劣于骑兵，虽然威力大，但是缺乏机动性，同样多的马匹建立的战车部队，还需要步兵的协同.花费大于骑兵部队，却缺乏骑兵的机动性，全骑兵部队显然更有优势，有时体现在战略机动性上.

    张嘉师不是没有想过完全取消战车这一个编制，而完全依靠骑兵部队对匈奴作战。

    但是白起劝告张嘉师不要在这一方面轻举妄动。

    而听从白起劝告的张嘉师，并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在明朝这个马匹相对较为宽裕的朝代，战车部队依旧是一支很重要的编制部队。

    ……

    后世有一种观点，是关于明朝战车部队的理解：

    随着宋朝以后展了热兵器出现了，战车除了当做移动堡垒外，还被变成了运输车辆用来运输火炮等。

    如明朝初年就大量运送火器如原始火箭的车以及火箭等物资。随着热兵器的展，明朝人开始又一次结合热兵器展新的战车作战思想和原始热兵器时代的战车。这一点尤其到了明朝中后期，得到了体现。

    大明的战车具备屏蔽的车和威力很强的火炮的结合物。

    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集城他的防御性、战车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动，也就是现在自行火炮、乃至现在坦克战车的雏形。

    而战车的大展时期是在嘉靖到万历这一段时间之内，其中对战车展作出了相当重要贡献的两位将领是：戚继光、俞大猷。

    明朝与历史上的中原农耕政权一样，都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由于热兵器的展使得明朝又了更多对付这些游牧族的战争思想，如结合热兵器远程打击能力和大车的机动性来对付游牧骑兵——这是与历朝历代大不一样，虽然明朝同样重视养马——不像宋朝由于没有建制骑兵，所以宋朝人用步兵阵型对抗骑兵，甚至不惜变成机动性很差的重型步人甲，这也是宋朝对金、辽为何胜率高而歼敌少，步兵根本就没法乘胜追击骑马部队甚至是骑兵。

    明在宁夏那边就有很好的牧马场，但是明却不是以骑克骑为重点，而是用车克骑。

    正是有了火器的展，才让这种思想流行起来，按照戚继光的说法是：战车“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

    为此，戚继光更多考虑到打战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戚继光的战车思想更重视防御力——即偏厢车：车车相联，形成车城，更利于防守。而俞大配则相反，更多考虑以战代守，俞大猷指出：“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

    俞大猷展了正厢车：前有屏障，更利于前行作战。偏厢车、正厢车这两种战车可以说是当时诸多战车形制的代表，成为了明朝的两种主战战车；不管哪一种战车，在火器加战车思想的影响之下，他们在战车上装备了更多、更先进的火器。

    据说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大佛郎机2架，每架配备9个子统，全营佛郎机256架；鸟铳手配备鸟铳1杆，全营有鸟铳512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o枝，全营共火箭1536o枝。一车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总人数的7o%以上。

    另外，每营还有火箭车4辆，还有大炮车4辆。而火器的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以西方传入的鸟铳、佛郎机代替了明初的手铳和碗口铳，以仿西方制造的无敌大将军炮代替了传统的炮。可见，戚继光的军队已经从冷兵器为主变成了热兵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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