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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

    “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夏五月，2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虏万余级。”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2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2师会。”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在这些记载的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

    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

    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因为缺乏马鞍以及马镫的骑兵在骑马作战的情况下，与匈奴人进行对抗，差不多等于送死。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可以说，从这些推断而言，汉匈全面战争，是骑兵部队真正崛起对抗的时期。

    只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所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而在军事学的角度而言，高桥马鞍和马镫堪称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两者未明之前，骑兵战斗力挥受到很大限制，因为战马还不是一个稳定的平台。

    那时的很多军队甚至把只是把马当成行军时的坐骑，到了战场还需要下马作战。只有骑术高明的游牧民族才能在无马镫的情况下拉弓射箭。而一旦装备了高桥马鞍和马镫，骑手在马上就有了稳固的支点，他们的两只手被解放出来，可以更加轻松的完成射箭、劈砍等战术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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