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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梦炎的品德固然是为人所不齿，但是不得不说一句，留梦炎在劝阻忽必烈的谏言不无道理。

    只不过也许也是因为这样，留梦炎可以说“遗祸子孙”。

    留梦炎在宋亡之后，命是保住了，官也保住了，可卖国奸臣留梦炎的臭名却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家乡人曾说：“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

    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均需先声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留梦炎以宋朝状元宰相的身份降元后，当了高官，成了一只带头羊，帮助元朝统治者招降了一批宋臣，对新建立的大元帝国算得上有“功”之臣。

    可是，元朝官修《宋史》中却没有他的《传》，相反，却给文天祥立了《传》，赞扬他是宋进士中的“伟人”。可见，就是敌人，对那些背叛祖国的人也是看不起的。

    而文天祥传当中的记载对于文天祥在忠义方面的描述评价很高：

    天祥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厓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书所过《零丁洋诗》与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复食。至燕，馆人供张甚盛，天祥不寝处，坐达旦。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者。时盗新杀左丞相阿合马，命撤城苇，迁瀛国公及宋宗室开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论曰：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师不期而会者八百国。伯夷、叔齐以两男子欲扣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贤之，则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佑亡矣，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王崎岖岭海，以图兴复，兵败身执。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以上是《文天祥传》的下半段内容，最后的一句“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可以说是将文天祥的忠义称之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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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方面的对比来看，元帝国自身对于文化人士相对较为重视的。所以他们对于文字狱这一点不注重也是情理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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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时期也多文字狱记载，但是相对于宋朝的记载而言，明朝时期的文字狱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很多记载都没有说杀死犯禁者，反而是更多地革去对方的官职：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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