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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不代表后金或者是满清在这个时期完全拒绝汉化。

    处于统治国家方面的因素，有部分史书就记载了努尔哈赤曾经推行汉学的事情：

    努尔哈赤主持创制和颁行满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书写公文、记载政事、翻译汉籍等方面更为便利。翻译而成的大量汉籍也使努尔哈赤本人及其后世统治者在中原历代王朝的历史中吸取了大量经验。

    而在皇太极时期，则是大量官方刊印中华文化的相关典籍：

    皇太极已认识到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1632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

    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1632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

    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

    而在某个意义上，清王朝真正的汉化步伐，始于亲政后的福临时期：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尤为激烈。

    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

    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间，清王朝逐渐进入到大幅度汉化的时期：

    康熙强调兴礼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他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本。

    他曾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还组织编辑与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朱子全书》、《大清一统志》、《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图书、历法和地图。

    其中，举办博学鸿儒科可以说是让中华文化得以喘息的一个重要举措。

    博学鸿儒是指学问丰富渊博的学者。而博学鸿儒科的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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