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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机构内，下属各单位职责分明，既有严格的分工，又有良好的协作。铁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畅通。游击队和南部同盟的袭击队破坏铁路的活动经常得手。1864年1o月，胡德(南方叛军将领头目之一)将军成功地把他的全部军队投入铁路线上，除了杀害和抓走许多铁路职工之外，还彻底破坏了长达三十五英里半的路基和四百五十五英尺的桥梁。铁路管理机构工作得很主动，不愧是一个良好的组织，甚至在胡德手下那帮人离开破坏现场之前，修建队就着手铺轨了。

    胡德破坏了车站的物资供应，要铺轨就得把枕木和铁轨从亚特兰大以南的铁路或从纳什维尔运来(距离将近二百英里)。尽管有这些耽误，全线修复通车大约只用了七天时间。

    军需官、军粮监督官和其他参谋军官也同样有明确分工，都有很大的权限。

    指挥官的命令因有清楚的概念为依据，提出的目标人人明了，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知道他自己的任务。

    谢尔曼将军为了能有一个由他单独控制并同他合作共事的独立机构，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一点有他在1864年4月和5月间同华盛顿当局的通信为证。看来他要阿伦将军充当他的军需主任，他写给阿伦说：

    “请为我起草一个计划，有了它，6军部可能布命令，使阁下出任我的军需主任，你将有权自行(或派检查员)视察我管辖的各个部门，指导补给品的储集和周转，运输工具的分配以及所有纯属于你执掌范围之内的各项具体工作，我必须要有工作上同我协调配合的军需官……。”

    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批准上述要求，因为谢尔曼在1864年5月3日致梅格斯将军的一封信中又说：

    “……我相信斯坦顿部长(美国6军部长)拒绝我得到阿伦将军的工作支持，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斯坦顿)通过整个6军部的全面监督，比起他亲自审查一百万张各类票和开支凭证，能为国库节省更多的钱。同样，如果一个军需官能够非常及时地提供运输手段，而且能够按照当时情况要求的那样(情况的变化并不总是我们事先能预料到的)提供运输手段，他就会起到促进作战成功的作用。……你常常爱找部队指挥官们的岔子，说他们未同有经验的军需官商量。我倒是很想同军需官们商量，但军需官们有的在路易斯维尔，有的在纳什维尔，还有的是在这里，他们虽都归我指挥，但各人都受条件的限制，使我无法去打扰他们。我知道这是不对头的。一位将军这样指挥军队，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他在1864年4月6日写给军粮总监的一封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

    “我身边应当有一位贵部的军官，他同我一样也要拥有相应的权力。他可以同我交谈，了解我的(作战)计划和我所属各部队的实力、行军路线、补给的特点以及其他一切事项；他还可以全盘地指导业务协调工作。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同四位军粮监督官打交道，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

    对这次战役全部情况进行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虽然照谢尔曼将军估计，他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马匹三万五千头(外加交通巡逻队)，但他的后勤机构如不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原则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后勤各部门的头头不被授予相当之大的权力，他就肯定维持不住他的部队。

    这里，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同后勤方面提出的问题相比，都成了小问题。看来谢尔曼将军是他自己的总后勤官。由于他的军队人数不多，还由于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没有受到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因为他的后勤组织良好，各个部门为他提供了出色的服务，他才能够担负起后勤的监督工作。

    毫不奇怪的是，正是由于后勤方面的协作配合良好，指挥官下达的命令才能成为言简意赅(既简短，又扼要)的模范。在命令中，再也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叙述指挥官肯定心中有数(通过对他的机构的了解)的各种细节的具体问题。

    “全军必须准备好在5月23日出，轻装上阵，但要带足二十天用的弹药和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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