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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两！”刘捕快仰首滋的干了一杯酒，砸了咂嘴，红着眼睛道：“亲家！可别说你家黄酒，初喝软绵绵的，可这后劲还真大！是弟妹自己酿的吧！好酒啊好酒！”

    这个时候已经被彻底震惊的于老爹，完全对刘捕快的话充耳不闻，哆嗦着嘴唇，哆嗦着双手在来回数指头：“一万两！如今这上好的水浇地，一亩不过三到五两银子！这，这，这要多少亩地才能换？多少呢······。”

    于老爹来回板着手指头，却怎么也算不清。这时候于旺在旁插了一嘴：“爹！两千到三千亩上好水浇地！”

    “三千亩！额的天！”于老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酒杯，喃喃道：“就算是周秀才，家产也就一千多亩！就这样在庄里也是头面人物，出入前呼后拥，呼风唤雨，指使起人来，也是一个唾沫一个坑，说一不二！怕是周秀才倾家荡产，收拢所有钱财，也买不到这书吏的位置吧？就，就，就这样的价钱，还有人放着好好的人上人日子不过，去买这低贱的书吏职位？怕是失心疯了吧？！”

    “哟！小旺子行啊！”刘捕快瞥了于旺一眼：“自打小，你小子就喜欢舞刀弄枪的，你老爹咬牙送你上私塾念书，你总是哭闹着不上学，还故意恶了先生，生生把你从私塾赶出来！你这算数的本事，可是谁也不知道啊！”

    刘捕快转首又向于老爹冷笑道：“怎么着？！瞧不起我们这些贱役吗？可别忘了，每当我们这些人下乡办事，叫嚣乡里，隳突四舍，你们可不就像那些受惊的鹌鹑，缩着头，簌簌发抖，苦苦哀求？贱役？嘿嘿！有这么威风的贱役？于老焉，你可看好了，明儿我在你们庄带走那俩泥腿子，也就一句话的事儿！刘爷号令一出，谁敢不从？！”

    说着这些话，刘捕快眼睛凶光四射，透出骨子里的桀骜，一股霸气油然而生，“乐亭一虎”的风范展现无遗。于老爹对这简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对于普通民户来说，对上刘捕快这样办差的胥吏，就犹如绵羊对上狼，除了恐惧惊吓外，剩下的就是任由屠戮。

    于老爹默然，这明朝的胥吏，说来是贱役，但却是需要专业知识与长期经验积累的工作，比如钱谷刑名、田赋统计等等，就相当具体细致。这些与县官治下的小民生计息息相关，却又是那些十年寒窗苦读，整天“子曰诗云”，袖手“空谈报国”的县官们所不熟悉、无暇学又不屑一顾的。

    所以，很多情况下，权柄倒持而被转到胥吏的手上，真正能决定平民命运的，不是官，而是吏。而吏们，将这种专业知识乃至田赋清册视为自己所有的家业，父传子、兄传弟，从而产生“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奇怪现象，或者前吏可将职位卖予后任而谋利（顶首银）。

    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皆有可能，辁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胥吏作为职业政治家，利用他们擅有的专门知识影响政治。这就难怪有花钱买胥吏的。

    成祖时，规定胥吏不能当御史，也就是作吏的不能作监察官，又规定胥吏不准考进士。这样一来彻底堵死了胥吏向上升迁，进入仕途的路径。一旦作了胥吏，就没有别的出路，一辈子就只能是吏的身份。

    官与吏显然分开两途，两个虽同样为朝廷“效忠”，然而命运却是大不相同的团体，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种流品。胥吏流品低，不能考进士，没有出身，往往是那些考不上秀才或考上秀才而再也不能考上去的人去当。读书人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去作胥吏的。

    所以一旦作了胥吏，他们便获得了一种歧视性的身份，他们便不知自爱，遂尽量地舞弊作恶，业务主要靠吏员办理。时人称：“官治之实，皆吏治之耳”，吏员之下，又有胥役，州县吏员十倍于官，而胥役又十倍于吏，吏员偶有微俸，胥役则完全自理，惟有敲剥民众。既然自己身份是贱役，而每当他们欺压普通民众时，心里就会有异样特殊快感，从而变本加厉。

    而州县的狱讼，往往操之于吏书之手，为其生财捷径。刑狱生财之道主要为刁难、滞狱、重刑和指攀富户。从州县长官到吏员胥役，借刑狱刁难百姓均是拿手好戏。“一词才入，非银数钱，不差人。及至问词，大约官须五六钱，书手二三钱为例，实情稍大者贿及二三两。”“刁民大户，狱逞豪势，以酒食结纳，授词凌虐”。每日上衙门办差，他们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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